史蒂文·菲什：蒙古：没有先决条件的民主（二）

制度的选择 除了宽容与和解的政策外，明智的制度选择也促进了蒙古的民主化。最重要的是新宪法中所体现的政权形式和有关获得公职的选举规则。 宪法的制定过程，是在激烈但非暴力的争论中展开的，这对塑造新的民主政权具有重大意义。建国文件的内容也同样重要。关于政权类型的决定——也就是政府机关之间的权力分配——是至关重要的。大呼拉尔在1992年1月批准的文件，规定了半总统制，大致仿效法国模式，但有一个更强大的立法机构。在起草过程中，辩论的主要问题是采用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最后，议会制的主张者赢得了他们所追求的大部分目标，尽管设立了一个拥有否决权并通过直接选举（首次在1993年）产生的总统职位，从而对无限制的议会权力形成了制约。宪法还规定了国家实行单一制而非联邦制。[8] 在后共产主义世界中，与蒙古的政治秩序最接近的是波兰。与波兰一样，蒙古的权力分配阻止了行政专制主义，而无论是俄罗斯的总统制变体还是斯洛伐克的那种总理制都出现了这种专制主义。的确，波兰和蒙古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位于庞大的前苏联集团的两侧，却有着成功民主化的共同经验。学者们曾辩论纯议会制与纯总统制各自的相对优势，而波兰和蒙古的例子证明了这种辩论并不完整。波兰和蒙古的经验以鲜活的实例证明麦迪逊有关防止新兴民主国家权力走向集中的告诫乃金玉良言。 蒙古的新体制结构是在宪法制定者之间的激烈争论中产生的。执政的人民革命党内部出现了分歧。一些领导人，包括达希云登（Dashyondon）和后来成为巴嘎班迪（Bagabandi）总统幕僚长的年轻政治家桑加吉音-巴亚尔（Sanjaagiyn Bayar），主张铁腕，从而赞成总统制。其他人民革命党领导人，包括社会科学家和著名的党内理论家吉吉丁-博尔德巴特尔（Jigjidiyn Boldbaatar），则主张实行议会制。反对派力量则几乎一致支持议会制。 这些立场不能用通常的利己主义算计来解释，因为在1990-91年，没有一个政治家对哪种形式的宪法最终会给自己带来好处有丝毫的概念。领导人的价值观和他们对哪种体制能最好地促进国家利益的看法，决定了他们的立场。支持议会制的情绪之所以强烈，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蒙古在前苏联时期的一个特殊性。具体来说，议会制被认为是在大量当选官员之间分配权力的一种方式，而这些官员不可能都被单一的外国势力所操纵。总统制被认为是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他可能更容易被俄罗斯或中国所操纵。在我最近采访的几十位支持强大议会的政治家中，几乎每个人都引用了这个论点。 这种看法的原因牢牢植根于蒙古国共产主义的特点。在苏联时期的大部分历史中，蒙古先后被下面两个人中的一个所支配。霍尔洛·乔巴山（Horloogiyn Choybalsan）无异于斯大林派驻蒙古的警长，他的独裁统治时期几乎与斯大林在苏联的统治同生共死。在1952年乔巴山去世后的32年里，唯一的统治者尤睦佳·泽登巴尔（Yumjaagiyn Tsedenbal）始终君临蒙古。在国内，泽登巴尔独断专行，生活奢华。能说明问题的是，与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大多数总书记不同，泽登巴尔不是住在一套隐藏在守卫森严但并不显眼的大楼中的豪华公寓，而是住在首都中心的一座豪宅之中。他对待他的苏联同行，特别是勃列日涅夫，甚至比苏联集团的其他领导人更加谄媚，也许比不上保加利亚的托多尔·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 因此，许多蒙古人认为，他们在苏联时代的政权与其说是一党专政，不如说是一个以傀儡为头目的个人独裁政权。因此，对许多后共产主义宪法的制定者来说，无论是人民革命党成员还是反对派，要成为一个民主人士和爱国者，就必须支持一个强大的议会。许多宪法制定者还寻求设立这样一个总统职位，它的权力要足够弱小以至于无法出现另一个泽登巴尔，但又要足够强大，以阻止立法机构和政府中出现另一个泽登巴尔。结果，就产生了一个议会占主导地位的半总统制。 对于现行体制的优点，人们一直存在共识。执政的民主联盟中的两个主要政党都赞成保留这一体制。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支持或至少接受现行体制。唯一赞成总统制的主要政党，是蒙古传统统一党（Mongolian Traditional United Party，MTUP），这是一个民族主义团体，其主席是该党在议会的唯一议员。[9] 塑造新政治生活的第二个关键制度，即规范任职资格的一套规则，受到精英共识的支持较少，因此，其持久性也就大打折扣。蒙古的三次议会选举，每一次都是在不同的规则下进行的。最近一次投票是在1996年举行的，采用的是单一选区制（single-member districts）。目前，议会正讨论在未来的选举中改用混合比例多数制（mixed proportional-majoritarian system）。然而，这些规则的一个关键方面至今仍保持不变。它是这样一条规定，实际上赋予了各政党垄断提名候选人的权力。与许多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不同的是，集团、运动、协会、企业及其他各种团体不享有提名候选人的权力；只有政党享有。形式上来说，候选人可以作为独立人士参选，但规则实际上确保了所有严肃认真的有志竞选者是由政党提出的。因此，1990年当选的议员中，只有不到10%的人不隶属于政党，1992年只有一名当选议员不隶属于政党，而本届议会中则没有这样的议员。 强健的多党制 选举规则的选择刺激了政党的形成，但仅靠规则并不能解释蒙古在1990年代中期出现了非常强大且有代表性的政党。政治创业者们富有智慧的领导力和对建党的执着追求也是至关重要的。 不同于匈牙利和其他一些后共产主义国家，它们在1990年代就建立了相当稳定和结构良好的政党体制，蒙古在开始转型时无法借助于可供选择的政党，因为哪怕是微不足道和备受打压的政党也付之阙如。就像苏联的统治者一样，蒙古旧政权的统治者甚至不接受哪怕只是装点门面的反对派存在。转型开始之后，也没有立即出现强大的政党。直到1993年，反对党仍然无足轻重，人民革命党是国家唯一的主要政治力量。 然而，从1993年到1996年，反对派领导人积极努力扩充大他们的政党，特别是在首都以外的城镇和农村地区，那里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他们在全国21个省中的每一个省都建立了机构，同时，他们还合并了自己的组织，以减少政党的数量，促进竞选期间的协调。到1996年议会选举时，政坛上的反对派由两大政党组成：蒙古民族民主党（MNDP）和蒙古社会民主党（MSDP）。在竞选中，这两个政党紧密合作。他们分配了选区，互相支持对方的候选人，并一起成立了民主联盟。民主联盟取得了胜利，其候选人赢得了76个席位中的50个（其余席位，蒙古人民革命党[MPRP]有25个，蒙古传统统一党[MTUP]有1个），这代表了近四年坚持不懈的组织努力的成果。与俄罗斯大多数自由派政治家相比，蒙古国的自由派领导人，如蒙古社会民主党的贡其格道尔吉（Gonchigdorj）和蒙古民族民主党的巴特乌勒（Bat-Üül），并不认为从事深耕选区和建立政党的艰苦工作有损自己的身份。蒙古自由主义者对组织能力的推崇，体现在他们后来任命民主联盟的竞选经理门德赛汗·恩赫赛汗（Mendsaykhany Enkhsaykhan）为总理。 制度激励和有能力的领导相结合，造成了后共产主义地区最成熟的政党制度之一。该制度因其差异化（differentiation）的程度和质量而值得注意。蒙古民族民主党（MNDP）支持自由主义。虽然它支持采取严厉措施来控制犯罪并避免纯粹的自由意志主义，但它也赞成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去国有化和放松管制。蒙古社会民主党（MSDP）几乎和其联盟伙伴一样属于自由派，但它对社会和环境保护表现出更大的兴趣。蒙古人民革命党（MPRP）拥护社会民主，反对国家主义，但它仍然声称自己是蒙古国“最左”的政党，并强调自己对扶贫的承诺。就其本身而言，它既不像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那样怀旧和墨守陈规，也不像匈牙利和波兰的原共产党的主要接替政党那样毫不掩饰地主张自由主义。蒙古传统统一党（MTUP）渴望吸引并代表农村和小城镇的选民。它追求提高蒙古文化的地位，复兴佛教和其他民族传统。 蒙古的各个政党不仅在纲领上有明确区别，而且还相互承认对方是对立立场的合法代表。在俄罗斯，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把自由派叫作“布尔什维克”；而自由派则把共产党人叫 “法西斯分子”；同时，每个政党都自诩为“中间派”。这种自残式的混淆概念和相互否认，不仅让政党认同变得乱七八糟，而且更广泛地搅乱了政治话语和竞争。[10]  相比之下，在蒙古，蒙古民族民主党（MNDP）的领导人自称是自由派，称蒙古人民革命党（MPRP）为社会主义者；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人自称是左派，称蒙古民族民主党为右派。 除了在身份认同上区分明确并得到承认之外，蒙古的政党还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并深深扎根于社会之中。蒙古人民革命党（MPRP）声称有86000名正式党员；蒙古民族民主党（MNDP）有72000名；蒙古社会民主党（MSDP）有50000名；而蒙古传统统一党（MTUP）有15000名。乌兰巴托的独立专家估计，真实数字比各党派自己声称的数字要少5%到10%。即使将各政党声称的数字缩小10%，这些数字仍然显示，近五分之一的蒙古成年公民属于四个主要政党之一。这一比例与拥有强大、成熟的政党体系的西欧民主国家相似，在轻而易举在后共产主义国家中轻而易举成为最高的 正如在其他国家一样，强大的、具有包容性的、区分明确的政党能够促进民主。它们为选民提供明确的选择，并给政府机构的竞争提供结构、纪律和某种程度的可预测性。它们将政治精英与选区选民联系在一起，缩小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距。许多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在建立代议制民主方面的失败，都要归咎于缺乏强有力的政党。[11]  蒙古的强大政党有助于解释该国的相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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