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伦谈极权主义在中国的重建

张伦（法国赛尔奇-巴黎大学教授） 习近平的极权主义图谋之所以如此快得到其阶段性成功，一个原因在于极权主义从来就没有离开中国，旧的毛式极权体制依旧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底色，基本的运作规范。它只要条件许可，有需要，就可以重新启动，成为主导。另一个原因在于邓式改革的内在矛盾。这是一个不愿从根本上放弃毛式政治权力体制，却要改革毛式经济体制；既要毛式的社会主义又要美式的资本主义的改革。结果在造就经济阶段性的高增长后，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腐败，社会不公，经济乏力，陷入其内在矛盾造就的困局，民粹思潮浮起。 解决这种困局只有两种方式，要么提升改革到一种全面改革的层次，消除腐败的制度基础，赋予公民完整的权利，制度规范各种利益；要么全面回归毛式体制，用改革前的手段修正因改革造成的问题，也就是用极权的方式消除放权带来的负面结果，削减公民因改革获取的、造就中国发展的自由，压缩能使官员发挥主动施政同时也恰恰可能是让他们得以获取私利、进行腐败的空间。作为红二代的习近平的选择显然是后者，这是有其体制、现实与个人的逻辑的。向极权回转成为某种必然。 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是一种政治企图与意识形态蓝图，缺乏技术手段与必要的资源，在四十年改革开放造就的社会力量面前，这种新极权企图可能并不易达成其目标。现代极权主义与传统的专制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权力所掌握的现代技术手段，没有这些技术手段是不会有现代的左右翼的极权体制的产生的。而之所以习近平的极权主义企图得到相当大程度上的落实，恰恰是依赖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带给中共的资源与技术手段，尤其是高科技信息手段。事实上，如何应对这种信息技术带来的一系列全新的问题，在赋予人的自由空间及能力的同时，也造成对人的自由的某种威胁，即便是对民主、自由的国家来讲，也是面临的全新挑战。而对中国这类缺乏民主的权力约束的体制，借用这些信息技术对人的控制的问题就显得更加尖锐，更加严峻。中国是信息技术时代的第一个极权国家，是极权主义的2. 0 版。因此，战胜这样一个信息技术化极权体制的意义就不仅是针对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是几年来在我的讲座、教学、研究、文章中不断阐述的一个观点。而经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到底对这种极权企图会具有怎样的抵抗力，也是我们观察下一步中国问题、中国民主化前景的一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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