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中国历史为何走不出“治乱循环”的怪圈？

2025年9月7日在分析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各级官吏贪污腐化、胡作非为和关系网的扩展上，却没有看到极权主义的思想和政治运作这一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不受监控的绝对权力运作和极力强化税收收入的政策取向的两极耦合，必然导致政府体系（包括政府机构、公用事业和政府控制企业）的结构性膨胀和赋税收入规模的超常规增长。机构和人员恶性膨胀的问题会成为一座“铜墙铁壁”，使得任何改革在它面前无功而返。于是，中央政府实施威权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运营成本，以及为推行威权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所制造出来的连它自己也不愿意接受的怪物——“吃饭财政”的开支，就主要地压在了中国底层民众的身上。其结果，就是历史上千百次出现过的社会现象又在当代中国露出苗头：部分地区基层政权与民众的关系紧张、对立，社会矛盾加剧，群体性抗争事件明显增多，恶性暴力案件时有发生。纳税问题的实质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它表面上是个财政概念实际上却是个政治范畴。减轻纳税人负担不应当被认为是政治威权对人民的一种恩赐，而是民主法治社会中平等交易的题中应有之义。要确保公平在先，首先要给纳税人以真正的公民待遇，破除“皇粮国税”观念，实行公民权利平等基础上的非身份性税法，建立以公民权为基础的现代公共财政制度，强化村民作为纳税人的现代公民意识；要在现代税制的基础上实现纳税人权利——义务的统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找不到一种有效的和持久的摆脱极权主义的和无限政府历史阴影的制度安排，是无法跳出“治乱”怪圈的，这种制度安排就是纳税人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政府的规模、职能和征税的权力受到人民的监督，形成一种宪正民煮的政治体制和赋税征收制度。否则，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中国历史上千百次暴力革命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也是一笔持久性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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