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NGOs）的活力不亚于政党。除了政党，有两种社会组织形式特别发达。一种是记者协会。蒙古有充满活力的自由媒体。然而，职业规范并不严格，政府对主要的国家电视台和发行量最大的全国性报纸的控制依然存在。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若干协会成立起来。蒙古记者联合会（Union of Mongolian Journalists），是共产主义时期的党办联合会的继承组织，已成功过渡到自治地位。它为扩大新闻自由和保障记者的权利，构建了一个颇具规模且坚韧不拔的游说团体。一个同样充满活力的组织——蒙古新闻学会（Press Institute of Mongolia），1995年刚刚成立，但已迅速成为教育年轻记者并使其专业化以及促进信息自由流动的主要力量。记者组织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妇女组织成为公民社会中最强大的组成部分。的确，这些妇女组织如此强大，妇女在各种类型的公民组织中占据如此主导的地位，以至于人们几乎可以说蒙古是母系公民社会。许多妇女组织在成立之初有特定的议程，集中关注促进妇女权利的某一方面，后来则扩展了其目标范围。“妇女促进社会进步组织”（Women for Social Progress）、女律师协会（ Women Lawyers Association）和名称恰如其分（但翻译起来很别扭）的“自由妇女人才库”（Liberal Women’s Brain Pool ，LWBP），就是开始时势单力薄，但很快成为主导力量的例子。这三个团体中的最后一个提供了一个特别生动的例证展示了公民社会的团体如何以经典的托克维尔方式（Tocquevillean fashion）为高层政治准备领导人。[12] “自由妇女人才库”（LWBP）的创始人奥多文·恩克图雅（Oidovyn Enkhtuyaa），从其草创时期开始就努力通过公共教育工作“提高妇女的参政能力”，尽管恩克图雅回忆说，“我当时从未想象过自己也会从政。” 她对“自由妇女人才库”（LWBP）的领导是如此成功，该组织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恩克图雅在1996年作为蒙古民族民主党（MNDP）党员竞选时，赢得了一个议会席位。1996年另一位获胜的候选人林钦金-纳兰杰尔（Rinchingiyn Narangerel），在创建了另一个非政府组织“公民教育中心”（Center for Citizenship Education）并领导其发展壮大之后，亦跻身政坛。在旧政权寿终正寝之后，纳兰杰尔马上建立了她的组织，努力改革课程设置，重新培训社会学科方面的教师。与恩克图雅一样，纳兰杰尔在共产主义时代也没有从政经历；她也是通过领导一个新的后共产主义非政府组织进入政界的。1996年代表蒙古社会民主党（MSDP）当选后，纳兰杰尔负责关于非政府组织地位的关键法案的议会特别委员会。由于围绕若干条款聚讼纷纭，其中包括非政府组织的一些税收特权，该立法面临相当大的反对。她利用自己以往在政府之外的经验，展示了令人惊叹的政治智慧，使该法案于1997年1月得以通过。尽管上述所有社团都是由蒙古人组建的，但其中很多得到了外国捐助者的帮助。“蒙古新闻学会”（Press Institute of Mongolia）获得了丹麦某新闻学院和索罗斯基金会（Soros Foundation）的资助。“自由妇女人才库”（LWBP）获得了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的援助。这类资助的数额往往较少。与多边贷款机构为救助无力偿付债务的政府而定期发放的资金相比，这些资助的数量相形见绌。就这一点而言，这些资助也往往不如美国的基金会向美国学者提供的资源，这些资源用于进行大规模的民意调查，了解转型国家的人民对其领导人、政治制度、自己的民族、邻国的民族或面包价格的看法。但是，索罗斯基金会、亚洲基金会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机构，在经济困难时期雪中送炭，的确有力地促进了蒙古非政府组织领域的发展。挑战和借鉴蒙古的民主并非无懈可击。该国经济在1994年开始出现正增长，此后一直保持了这个势头，稳定政策使年通货膨胀率在1997年下降到相当不错的18%。然而，尽管蒙古为引进外资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尽管它把贸易制度建成了世界上最自由的之一，但它也只从国外吸引了零零散散的资本。高居不下且仍在上升的失业率魔咒在后共产主义经济体中屡见不鲜，而在蒙古尤为严重。它威胁着社会安宁和政治稳定。[13] 潜在的绊脚石也出现在政治领域。选举法在任何民主政体中都是一个关键制度。在蒙古，选举法促进了政党的形成。但是，选举法也随着每次新的议会选举而改变，立法机构现在正讨论在2000年选举之前再次改变规则。许多立法者似乎仍未吸取1996年的教训。在那年的选举之前，人民革命党推动了一些改变，将以前基于复数选区制（multimember districts）的体制改为纯粹的单一选区制（single-member-district）。毫无疑问，这一行动的动机，是人民革命党领导人认为这将提高他们党的成功机会，使其能够保持1992-96年期间曾经拥有的主导地位。但是，新规则却适得其反，反而帮助民主联盟获得了巨大的多数相对于实际投票而言，严重不成比例。选举规则的持久不变可能对民主化并非至关重要，但在每次选举前重新制定规则，则对稳定精英阶层的预期或增强民众对政治进程的信心毫无帮助。如果连续几次选举均采用同一套规则，会有利于蒙古的民主。现行体制表明，基于政党名单投票（party-list voting）的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对于发展起强大的政党并非必要。在一个立法机构发挥巨大作用的制度环境之中，赋予政党提名公职候选人的专属权力的规则，足以促进政党的发展。目前的体制运转尚好，；自作聪明去修改它的方案带有机会主义的色彩。正如1996年所显示的，它们甚至可能反噬始作俑者。国家对许多大众媒体的持续控制也仍然是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执政的民主联盟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一些领导人认为，如果共产党人有75年的时间来向民众强行灌输思想，那么现政府至少应该有几年的时间来“引导”大众舆论转向民主思维。另一些领导人则赞成快速去国有化。第一种方式的问题是，这种家长制有悖于民主；第二种方式的问题是，为最大的媒体机构找到合适的私人买家，目前几无可能。[14] 新闻界还面临着因脸皮薄的公众人物的诉讼增多而带来的危险。任何参与揭露可能的不轨行为或批评个人的媒体，都面临着被诉讼的风险。界定诽谤和保护新闻活动的法律-制度框架的模糊性使新闻界陷入左右两难。截至1998年2月，蒙古发行量最大的独立日报“今日报”（Önödör，Today），面临着15起来自被冒犯方的诉讼。该报的总编巴兰吉恩·普雷夫达什（Baarangiyn Purevdash）说：“如果有机会，我们能够与官方报纸竞争，即使部长和议员们经常接受官方报纸的采访，给它们提供信息。事实上，我们的独立性使我们在公众中享有公信力。但这些诉讼真的让我们陷入了困境。” 尽管有这些挑战，而且在基本政策问题上持续存在着大量争论，但蒙古的民主体制看上去还是牢固的。蒙古的实践为学者、分析家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经验教训。首先，它显示了承诺妥协的最高价值。政治暴力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民主最恶毒的敌人，避免政治暴力为在恶劣的环境下早日阔步迈向民主敞开了大门。第二，蒙古展现了权力分散的体制优势，特别是立法机构主导的半总统制的优点。第三，蒙古经验彰显了没有一个唯一的所谓民主“之父”和国家独立“之父”这样的人物所带来的优势。在大多数有或曾经有这种人物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如俄罗斯、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他们在转型之初被广泛认为是宝贵的资产。但许多开国之父后来放慢甚至逆转了民主化进程。不存在一个开国之父，这为蒙古国免去了政治发展的巨大阻碍。第四，蒙古的转型显示了政党在推动民主化方面的巨大潜力。在当代社会科学的许多著述中，政党和政党制度被当作分析的客体而非主体，被当作其特征和力量要由一系列外部因素来解释的实体。这种方法可以有助于理解政党的产生、制度化与衰退的根源和性质。然而，在蒙古，强大的政党是体制变革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不仅仅是一个结果。蒙古的经验突出说明，有时将政党和政党制度视为解释因素是有益的，其力量、规模、包容性和差异性，可能会决定性地塑造政治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蒙古国的情况表明，重温并借鉴一些关于政治发展的经典文献是有价值的，这些文献将政党视为原动力而不是结果。[15] 第五，本研究案例显示了一个强大公民社会的独立力量。两个关键的非政府组织组成部分——妇女团体和记者协会——在推进民主化方面发挥了作用。它们开辟了新的渠道，为公众提供信息，促进了专业身份的形成，提供了独立的公共政治教育，并对人数众多但传统上未得到充分代表的那部分人口，进行了援助。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蒙古国迄今为止的经验代表了意志论（voluntarism）对决定论（determinism）的胜利。具体来说，它展示了选择、意志、领导力、机构和权变（contingency）对结构、历史、文化和地理的胜利。虽然仅从一个小国的经验展开外推总是不着边际，但蒙古可能代表了哈里·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所说的“关键案例”，这个案例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一些被广泛认可的假设。[16]从大多数常规理论的角度来看，蒙古属于“最不可能”经历成功转型的案例之一。它目前的政治状况可能并不算一个奇迹——无论如何，亚洲在过去一二十年中已经充满了“奇迹”。但它确实提出了新的问题——对于其他欠发达、与世隔绝或处于另外不利地位的国家来说则是新的希望——对于民主化的推进来说，什么是以及什么不是“必要的”。作者史蒂文·菲什（ M. Steven Fish）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译者徐行健系中国大陆专业人士。审校者陈育国为原北京大学国政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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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id the council decide on item 42?” — answered with the speaker and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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