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院于七月底公布《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共19条，将于2026年9月15日起施行。新规涉及中国公民出境、外国人入境、海外安全风险、科技人员跨境流动、移民中介，以及公职人员和军队人员办理外国国籍、境外永久居留等问题。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中国政府进一步规范公民出境。根据规定，国家建立中国公民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如果有关国家或者地区存在战争、武装冲突、社会治安、自然灾害、疫情等风险，相关部门可以发布安全提醒。对于风险最高，或者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国家和地区，移民管理机构“必要时应当劝阻”中国公民前往。此外，申请出入境证件必须有真实、合法的事由。有关部门在核实身份和申请事由时，可以要求提供相关文件、资料，甚至电子数据。法国塞尔齐巴黎大学教授张伦认为，这些措施并非全部是新的。张伦: “这个文件出台呢，事实上是把一些已经在实行的一些做法，加以规范，并不是全部都是什么新的东西。” 他认为，对海外安全发布旅行警示，本身并不特殊。张伦: “从现代国家的管理角度讲，比如说有些机构要对中国公民外出到某些地区的情况做一些事先的警讯，我想这个呢，都是一些现代国家经常做的，比如说法国也做。”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新规进一步把出境管理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以及技术安全联系起来。例如，规定中国公民如果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回国后可以被禁止出境六个月至三年。如果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并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主管部门也可以决定不准其出境。新规同时规定，对于依法决定不准出境的人员，原则上应告知事实、理由、依据和救济途径。但如果涉及国家安全、刑事案件侦查等情况，则可以不告知。这正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关注的重点。从法律层面看，新规未必创造了大量全新的政府权力。更重要的是，它把过去已经存在的一些权力和执法实践进一步系统化、制度化。但问题也在这里：一旦这些权力被制度化，“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等比较宽泛的概念，也可能给行政机关留下相当大的裁量空间。高树超尤其关注救济问题。虽然部分出境限制决定需要说明理由，但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可以不告知当事人。这意味着个人挑战相关决定、获得充分司法审查的空间可能受到限制。而他在7月31日于社交平台X发表的评论，更直接表达了他的担忧。 “趁现在还能走，赶紧离开。更确切地说，要在45天后这些规定正式生效之前离开。” 这段话随后被多家媒体报道。高树超同时指出，新规第四条尤其重要，因为它扩大了政府实施出境禁令的空间。国家安全与科技人才新规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把海外行为和出境权进一步联系起来。过去，中国已经存在对本国公民境外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管辖的法律基础。但新规明确规定，如果相关行为被认定危害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或者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并可能危害产业和技术安全，当事人可能面临出境限制。因此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科技和科研人员。因为人工智能、半导体等战略性领域的人才和技术跨境流动，已经越来越多地被放进国家安全和产业安全的框架。此前，人工智能公司Manus被Meta收购的事件，就曾引发外界对中国科技人才出境限制的关注。据金融时报报道，两名创始人肖弘和季逸超三月底时被限制出境。张伦表示，如果科技人员认为自己的国际流动受到越来越多限制，这可能影响中国吸引和留住国际科技人才的能力。对于外国人，新规同样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如果在申请中国签证或者入境时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可以被禁止入境一年至五年。被列入相关反制或者限制清单的外国人，也可能被拒绝签发证件或者拒绝入境。这意味着，记者、研究人员，以及从事政治或者战略敏感领域工作的外国人，可能更加关注中国出入境政策的变化。新规还加强了对移民中介的监管，并明确禁止相关机构协助公职人员、军队人员违规办理外国国籍、境外永久居留等手续。从法律层面看，这反映出政府对体制内部人员海外流动的关注。而从更大的政治背景来看，张伦认为，这背后存在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矛盾。开放与控制张伦认为，中国近年来的出入境管理变化，需要放在整个治理模式变化中理解。张伦: “这个是一个整体的趋势，这些年已经看得很明显。他通过原有的一些行政管理方式、组织方式、制度性的方式，那么这些年又加速了，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再进行控制。” 他认为，中国经济仍然需要国际市场、技术和人员交流，但与此同时，政府又越来越担心人员流动、信息流动以及海外政治影响带来的风险。 “开放上它还要开放，还要经济发展需要你，你不开放怎么办？你比如说你卖产品，卖产品你仍然不让出去，你怎么卖产品呢？” 他说，这种开放与控制之间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张伦: “你不能说我既要自由，又要权威得高、权威的管理，这个是很难协调的。” 他认为，与过去相比，今天政治控制的重要性明显上升。中国仍然需要国际贸易、技术和人才，但与此同时，对人员、信息以及被认为具有政治风险的跨境活动，管理可能越来越严格。张伦: “我把它称之为可能要像一种软朝鲜化的管理方式进一步迈进。” 他强调，这并不是说中国会变成朝鲜，也不是重新回到全面封闭。换句话说，商品可以继续流动，资本可以继续流动，经济活动需要继续与世界连接；但人员和信息的流动，可能受到更多国家安全考量的影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项新规会引发如此多的关注。谁能够离开？这种张力，也引发了其他学者的关注。美国旧金山大学教授李少民8月3日在社交平台X上评论中国出入境管理的变化。他的观察是，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不断增强，但政权对安全问题的敏感程度似乎也在提高。他尤其关注体制内部人员的出境。在他的判断中，过去能够出国有时被视为组织信任的表现；但如今，体制内部人员也可能面对更加严格的护照和出境管理。李少民认为，这反映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不信任”。但与此同时，中国又很难真正关闭国门。制造业、出口以及科技发展，都需要国际市场、技术、资本和人才。因此，中国可能寻求的不是彻底关闭国门，而是更加有选择性的开放。他表示：“从这个角度看，这次出入境新规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行政措施，它反映了一个经济和军事越来越强大的国家，与一个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的政权之间的矛盾。在一党专制下，这个矛盾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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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id the council decide on item 42?” — answered with the speaker and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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