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习近平就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中国政府投入大笔资金推动的对外宣传有了一个更加明确的目的：“讲好中国故事”。但是何为中国故事？日本专修大学国际沟通学部教授土屋昌明（Tsuchiya Masaaki）先生选择了以放映中国独立纪录片，来帮助学习中文的日本年轻人拨开舆论导向下的官方叙事迷雾，了解真实的中国。纪录片的本性是通过展现真实，引发人们的思考。但在中国对言论空间的控制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上个世纪90年代一度蓬勃兴起的中国纪录片创作越来越不为当局所接纳，只有少数创作者仍然坚持记录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真实样貌。土屋先生9月初结束在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 EPHE）访问学者行程之际，接受巴黎「自由谈」沙龙邀请，介绍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的日本渊源。如果说日本的纪录片文化对中国九十年代纪录片的兴起有颇多影响的话，这种影响也从侧面反映着自80年代起曾经一度热络的中日关系。而这种热络关系此后不断降温，甚至跌至冰点。土屋先生在巴黎「自由谈」沙龙之后，接受本台专访，介绍了他为何认为独立纪录片对了解真实中国十分重要法广：您在日本的专业是教授中文语言文学。您为什么会选择放映中国的独立纪录片而不是故事片，来帮助学习中文的日本人了解中国的社会呢？而且您选择的是独立纪录片，在您看来，这与其它纪录片有什么不一样？土屋：独立纪录片还是真实的。故事片虽然是中国人导演的，不过它是一种有脚本、有演出的舞台式的做法，而且中国的电影都要经过审查。独立纪录片可以让大家看到的真正的中国老百姓生活的样子。另外，中国国内的纪录片（非独立纪录片）都需要有龙标（中国国家电影局对审查合格影片颁发的准映凭证，俗称“龙标”——法广注），也就是要经过中国政府的审查。如果使用的话，就一定会有版权问题。而我的这些放映活动是我个人做的，如果需要很多钱，很多资金，那没办法接受的。而那些独立电影，作者都想要放映自己的作品，我们也将观众的感想反馈给他们。这样的话，作者自己也很高兴。  法广：也就是说，这些独立纪录片其实经常在国内不能够上映。这样的话，他们通过这些国外放映，也可以获得一部分观众的反馈。  土屋：对。而且，这不是一种商业行为，没有商业性，完全是学术上的，教育上的。最关键的是，独立纪录片不是商品，不是商业性的，所以，学生看了以后就感觉非常的激动。如果是从商店里买过来一些已经有日语字幕的影片，他们看了就看了，虽然是有意思，不过他们感觉，这就是拿过来的一种娱乐性（影片），没有意思。另外，普通的中国纪录片（非独立纪录片），其实在日本买不到，基本上没有卖…… 法广：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土屋：不知道。可能那些中国国内的纪录片就是为了中国人看的。有很多背景，日本人看不太懂。比如关于故宫文物的纪录片，我可以理解（看懂），不过，一般的日本人，如果没有什么解释的话，就没办法看懂。法广：换句话说，其实您选择通过放映这些独立纪录片，让日本年轻人更了解中国，不仅仅是资金问题，也不是为了商业目的，而是您觉得这些独立纪录片更能够真实地反映中国的一些实际情况…… 土屋：对。还有一个原因是，有龙标的故事片，在日本可以买来放映。但学生就会觉得：这个老师不想讲课……他们学习的动力也就减少了。但是使用独立纪录片，是我来翻译和加贴字幕，或者是我的学生在学校里翻译成日文，学生会觉得很新鲜，老师非常努力，觉得他们作为学生，也一样可以学习翻译……，这就让他们自己很有学习的动力。法广：这些独立纪录片也更能引发学生自己的思考…… 土屋：对，法广：中国的独立纪录片通常在中国国内不能够放映。土屋先生对其中的政治原因并不陌生：  土屋：中国国内不想放映（这些影片）的原因是，对中国政府来说，电影不是一般的文艺作品。毛泽东当年就已经写了那个文艺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就是，文艺作品是为了政治服务。尤其是电影，电影的感染力比较大，所以要用来做一种宣传方法，不让民间随便做。这是最大的问题。当然也是不希望对外展示某些问题。不过，我觉得，七十年代时就已经是这样子，一直到现在，没有变化，也不仅是独立电影的问题。比如，1973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就拍摄了纪录片《中国》，这让江青非常生气，就不让公开放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安东尼奥尼拍摄到当时中国农村的一些自由市场的情况。江青是左派，认为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以，农村不能有这种自由市场…… 可是，比如来自日本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女性，他（她）心里幻想法国巴黎非常好看，什么都好。不过，他（她）来了以后发现，马路上有狗粪，非常脏。巴黎的公衆洗手间，我们都接受不了。他（她）就会很抑郁。那我作为老师，对他（她）说：你不要去巴黎，因为你去巴黎的话，一定发忧郁病……这种教育可以吗？这不行的！还是得他（她）直接去巴黎，自己亲眼看法国人怎么过日子，这样才能理解。所以，不喜欢让外国人看独立电影记录的一些现实，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法广：您选择播放这些独立纪录片，是希望能够让日本的年轻人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那对于中国来说，这些独立纪录片不能够放映，其实也影响着中国人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 土屋：对对对，独立纪录片对中国人来说也有好处，因为中国社会，城市和农村差距很大。住在城市里的比如说知识分子，都不太了解农村的情况。有些导演直接到农村采访时才知道：中国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他们认识到问题之后才能有办法解决啊。所以，纪录片非常重要。又比如说，有一个导演拍摄到煤矿的情况，就是矿工的工作情况。后来，中国发生了很多煤矿事故，很多人死了。胡锦涛任下，当时的领导人问中央电视台：你们有没有煤矿矿井里面的调查？回答是：没有——因为那里都不让记者进去的。所以他们手里没有这种记录。但那个导演拍摄到了矿井里面的情况，所以有人就找他。这个领导人看了以后，才认识到煤矿里面的情况，后来就制定了法律。有了法律以后，事故就少了。就是它有一种实际的效果，  法广：就是说没有独立纪录片的这些报道的话，实际上不只是中国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彼此不了解彼此的生活，而且对领导层来说，他们也没有办法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土屋：对啊。所以，独立纪录片有这样的作用，可以说是公益电影。法广：从您的介绍来看，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兴起受日本的影响非常大，这和中国在90年代初接触到新的技术手段也有很大的关系。但是90年代，也是中国在1989年经历一次剧烈的政治震荡之后。那您觉得，独立纪录片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是不是也有它的必然性呢？  土屋：我认为，这跟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震荡没有关系，因为只要艺术家手里没有这种机器（便携式摄影机），他就没办法表现（他要表现的内容）。他们当然表达出一些政治思想或者外国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有一定的影响。不过，如果他们手里没有机器的话，没有办法表现，所以还是没有关系的。1995年是一个偶然的节点。日本的机器偶然地在这个时候可以进口了。但日本机器能进口的原因，是1989年以后，日本政府支持中国政府，所以日本公司很早就进到中国国内。结果就是中国人都能接触到这种日本机器，这对中国纪录片发展产生影响。法广：就是在1989之后，日本政府对待中国在政策上的宽松，造成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交流还在继续，它为独立纪录片的兴起，提供了一个物质条件。  土屋：对。就是物质条件，不能说很便宜，不过可以买。所以，一些以前用笔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也都用摄像机，因为摄像机更有感染力。  在土屋先生向他的日本学生介绍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独立纪录片时，也并不回避与中日两国间的战争记忆相关的话题，放映片当中也包含日军慰安妇题材的纪录片。谈到中日两国民间社会出现的彼此排斥，土屋先生注意到，中国社会虽然长期存在一种反日情绪，但许多人在真正看到日本社会以后，都改变了态度，对日本印象很好。他认为，这说明，中日双方还需要进一步彼此了解。他表示，日本国内针对中国的排外情绪主要涉及年纪较大的比较保守的人群，年轻人对中国有一定好感，但他认为必须警惕一些政党利用这些排外情绪拉选票的行为。在访谈中，土屋先生也特别提到了这些独立纪录片面对的保存困境。的确，这些独立影片因为不屈从于中国政府的舆论导向方针而通常无法在中国国内放映，这不仅让中国国民失去了一个彼此看见的可能性，也正让这些对历史的真实记录散落于海外。安琪巴黎「自由谈」沙龙纪要:日本学者土屋昌明教授谈「日本与中国的独立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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