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外法权”概念在中国的官方论述中，承载着痛苦的历史记忆，在当今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也常常谴责美国的“治外法权”和“长臂管辖”作为。但是自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来，中国以法为名的“治外法权”工具箱在所谓“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口号的推动下，内容不断丰富，日益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民主社会法制理念的冲突也不言而喻。如果说美国的“长臂管辖”作为常常会让包括欧洲在内的外国企业付出代价的话，中国的“长臂管辖”近年来最引人不安之处是它对海外流亡人士，尤其是持不同政见人士的跨境镇压。在今天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中，我们邀请中国人权律师、德国纽伦堡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滕彪先生同大家谈谈相关话题。在他看来，中国的跨境镇压手段不断升级，但西方国家的应对措施还远远不够。其中原因很多，但总体来说，随着中国国力的成长，西方国家有太多议题需要中国的合作。人权议题因此常常被放在他们与中国谈判清单的末尾。但滕彪认为，听任一个专制体制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不仅仅会影响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利益，也会影响到其它地方最基本的人权与自由。中国的“治外法权”很多时候变成了跨境镇压的一部分法广：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强化一种被称作“治外法权”的法律工具。中国官方对这个概念的论述上诉到历史，就是所谓“屈辱”的一百年，外国列强在中国的一些例子。另一方面，也引述美国实施“长臂管辖”的例证。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您觉得，美国对一些企业实施的“长臂管辖”和中国现在推出的这种“治外法权”是不是可以等同呢？你怎么理解中国的“治外法权”？滕彪：首先，中国它越来越强调民族主义，用所谓的百年国耻不断地去渲染民族主义情绪。而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它在外交方面也变得越来越强硬，它的“战狼外交”等等在国际上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所谓的“治外法权”实际上在很多的时候都变成了“长臂管辖”或者是跨境镇压的一部分。我能够想到比较典型的“长臂管辖“就是香港《国安法》第38条。（根据这条规定），基本上你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批评中共的香港政策或者倡导香港的民主，支持香港的独立，那你就归这一条管。你在香港转机或者你到香港旅游的时候，就很有可能被被抓，然后被起诉。那这是对人权的一个很大的威胁。不管你在哪里居住，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国民，都有可能受到这一条法律的管辖。所以它跟美国（对企业的长臂管辖）那是不太一样的。跨境镇压情形越来越严重，但应对措施远远不够法广：所谓的“长臂管辖“或者”治外法权“，它实际的意思就是把一个国内的法律的权限一直扩展到国外。那所在相关国家是不是能够接受这样？它和这个相关在地国家的法律框架之间是不是也会冲突呢？它在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法律框架之下，怎么可以实施呢？滕彪：这个肯定会和所在国家的法律有冲突，尤其是一些西方民主国家、法治国家。中国想要去用自己的法律体系，去管辖生活在别的国家的公民，不管他是中国公民或者香港公民或者是别的国家的国民，这都会有一个法律冲突的问题。这里面涉及到司法协作。就是中国跟一些国家有这样的司法协议。但是中国跟美国并没有这样的司法协议。所以，这就引发了很多问题，不仅仅是立法的问题。比如说，人权组织关注到，“猎狐行动”以及一些类似的反腐行动，把一些逃到国外的涉及到贪污腐败的官员列入黑名单。有时候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有时候是——在“猎狐行动“中很多法律之外的方法，比如说用威胁、恐吓、跟踪、骚扰，甚至是一些身体上的攻击等等方法。或者是威胁、骚扰他们的家人，包括生活在海外的家人和或者是国内的家人，然后用各种手段去“劝说”他们回中国。这里面有一些手段，包括跟踪、威胁等等骚扰，就是违反了所在国家的法律。这些国家的执法部门就可以去用法律来处理这些问题。如果一些中国的官员也好，或者是一些代理人也好，涉及到这种跟踪、骚扰、袭击行为的话，就涉嫌犯罪。有一些（行为）没有到犯罪的程度，这就是变成了越来越受到关注的跨境镇压的一部分。至于如何去处理跨境镇压，现在很多国家都在都在研究和关注，因为它涉及到的不仅仅是立法的问题。有一些东西在法律上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大量的跨境镇压的手段，只是一个个轻微的违法或者是还没有涉及到违法犯罪的程度。但是它的确威胁到生活在别的国家的公民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包括学术自由等等。这些越来越成为一个现象。除了法律层面之外，还有政策层面、外交层面、国际关系层面等，所以不太容易处理。比如，几年前，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报道披露，中共在海外有一百多个警察局或者警察站。有些被称作警侨服务站等各种各样的名目。有一些所谓的警察站就设在同乡会的办公室。显然，中国也没有法律去规定这样的设置，所在的国家可能也没有什么相关的规定。那就只能是根据一些现有的法律去处理。比如说，（美国）曼哈顿有两名“长乐公会”的负责人被逮捕（2023年4月）。再比如，在波士顿的（一个）中国留学生，因为用非常非常严重的威胁性的语言，去威胁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而被逮捕、被判有罪……也就是类似这样的行为，已经违背了所在国的法律，所以要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多数情况下没有法律可以依据。比如说同乡会或是商会，或学生、学者联合会。他们做很多渗透的工作，比如去阻止一些大学邀请一些反对中共的人演讲，他们就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法律规定。法广：这其实更涉及到相关国家是否会在政治层面上意识到这样的作为的危险性…… 滕彪：对。这是最基础的层面。实际上中共统战部门的各种形式的跨境镇压很早就存在，而且此后越来越严重。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概六、七年之前，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却几乎没有媒体报道，没有学者关注，也没有人权组织关注。但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地关注到。这是这是第一步。如果不意识到这是个问题的话，就不可能采取法律政策去应对。这些年以来，中共的跨境镇压以及中共的统战工作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报道。也有一些国家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包括法律以及其他方面的措施去对付中共的跨境镇压。但是，基本上这些应对措施还远远不够。以恐吓方式逼迫活动人士放弃人权工作法广：2020年7月，北京推出港版《国安法》后，几次三番对曾经参与2019年和2014年抗争运动的民主活动人士发出悬赏通缉令。2025年11月，中国官方又先后对台湾民选代表沈伯洋和两位网红：八囧和闽南狼发出通缉令和悬赏追捕。这种跨境镇压行为是否也在升级？滕彪：对。中共用红色通缉令、用悬赏令等情况越来越多。这肯定是一种升级。过去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它会操控国际刑警组织——这是基本上是成员国最多的一个国际组织，中共的公安部长孟宏伟还曾经是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如果是按照程序，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去通缉一些重罪犯，这当然没问题。但是，中共是在滥用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把一些民主人士、异议人士包括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列入）红色通缉令。这很显然就是一种严重的跨境镇压。有很多香港的活动家被悬赏追捕，导致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有一些甚至已经是美国公民。比如说Samuel Chu，他是（香港）朱耀明牧师的儿子，也是一个人权活动家。把一个美国公民列入悬赏令，可见中共在这方面做得越来越过分。其实它并不在意实际效果。这些人被抓回香港、抓回中国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这些悬赏令是作为一个巨大的有效的威慑，让你感觉到威胁，让你感觉到在全世界没有安全的地方。然后，通过这种恐吓的方式，让他们放弃人权工作，让他们不再敢批评中国。这是它要达到的目的。而且在很多案例当中，它的确起到了威慑的效果。集权控制模式对外输出对国际秩序形成挑战滕彪：中共的跨境镇压有很多方面的表现，有的是比较轻微的，也有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比如强制把一些维吾尔人从埃及、从土耳其、泰国等很多国家遣返回中国，然后关押，或让他们失踪。大家所了解的（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民海的事件就是跨境镇压这一系列方法当中比较可怕的一类。它把一个有瑞典公民身份的人，从泰国绑架回中国，然后让他放弃瑞典公民身份……这种跨境镇压手法，中共使用的越来越多，也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反感和焦虑。另外一个跟跨境镇压有关的，同时也涉及到法律的形式，是中共向国外输出监控技术，包括硬件、软件，包括法律法规。我把它称作“数字极权主义”或者“高科技极权主义”。中国把这一套高科技加持的集权控制模式输出到其他国家，一整套的软件、硬件+培训，在加上法律法规，这对现有的国际秩序应该是一个非常大、非常深刻的挑战。中国的人权问题也会影响到其它地区最基本的人权和自由法广：对您提到香港书商桂敏海的案例。桂敏海现在入狱已经有十年。这个案例是不是也凸显出，面对中国这种跨境镇压的形式，西方民主国家好像手中的应对工具不多…… 滕彪：就桂敏海案件来说，瑞典政府有责任向中共施加更多的压力。也有很多跨境镇压，很多中共侵犯人权的做法涉及到其他一些国家，但是，总体上来看，这些应对措施都是远远不够，很多国家显得这个非常软弱，不敢去对中共强硬，不敢向中共施加更大压力。这其中原因有很多。中共在政治、经济等等各个方面都越来越强，很多国家对中共有经济依。在中共跨境镇压的各种手段当中，有一个就是经济强制，使用贸易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方法，等于是把贸易武器化：你要惹我生气了，那我就不进口你的什么什么东西，就对你进行经济上的制裁，或者不出口一些有战略性的重要物资、重要技术给你等等。中国游客也被中共用来当做杠杆，当作武器。所以，很多国家害怕中共的这种经济强制，害怕中共的经济报复。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即使像美国、法国、德国、英国这样的民主强国，虽然有足够的力量去抗衡中共，但他们也有所顾忌，因为他们认为，在很多很多重要的国际议题上离不开中国，所以他们不敢，害怕跟中国撕破脸皮。比如说反恐、气候变迁、核问题、移民问题等等，等等。他们觉得，如果让中国下不了台的话，或者批评中国人权问题中共生气的话，那在其他一些议题上，就没有办法得到中国的合作，很多努力都没法推进。总的来说，就是他们认为，无论是反恐还是气候还是核问题，都要排在人权问题的前边。我觉得这种想法和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中国的人权问题，自由问题，实际上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中国人，受害者也一定会扩散到其他国家。如果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体制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的话，这会不仅仅影响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利益，也会影响到其它地区最基本的人权和自由。所以，要把人权问题当做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不是可有可无的、在谈判清单上最最末尾的、可谈可不谈的问题，而是要放在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媒体、学者和人权组织关注到中共的跨境镇压问题，意识到中共对国际秩序的威胁。情况正在转变之中。这种认识上的转变就会带来政策上的转变。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些能够让人有希望的努力。比如，除了美国之外，也有一些欧洲国家，还有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制定了类似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这样的法律。有一些国家制定了跟强迫劳动有关的法律，对于那些涉及到强迫劳动的人或者公司采取制裁措施，一些中共的官员，包括人大和政府等党政高官已经被制裁等等。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敢于对抗中国的法律政策和行动。我觉得，应应该有更多的政府、更多的组织效仿这样的做法。如果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和组织团结起来，协调行动，那是会很有效的。这应该会让中共有所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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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id the council decide on item 42?” — answered with the speaker and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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