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中国“709大抓捕”十周年之际，正在狱中服刑的中国著名人权律师许志永的第二本书《美好中国》正式出版。这本书描述了作者的成长经历以及中国社会的变迁，梳理了他在法学院读书期间不断汲取人权民主思想，最终投身中国法治和自由事业的不凡人生。在法治意识尚十分模糊的年代，许志永便与另外几位法律学者创办了公盟，开始公益维权活动，为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从而成为最活跃的人权律师和公民维权的领军人物。他们曾不遗余力地为公民社会呐喊，建议完善中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建立完整的人权保护体系，并不顾个人安危，对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法律保障问题展开调查研究。。。许志永多次身陷囹圄。2023年，他受到“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获刑14年。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连线到曾与许志永共同发起新公民运动的著名法律学者、人权律师、现旅居美国并在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任客座教授的滕彪先生，请他就许志永所著《美好中国》一书来谈谈他的感受。法广：您曾与许志永等人权律师一道积极投身于公益维权活动。作为当年的热血青年，你们在中国法律改革的过程中，运用法律武器捍卫公平正义。如今却命运各异，当您读到许志永的这部《美好中国》一书时，有着怎样的感触？滕彪：我有参与许志永这本《美好中国》的编辑和出版，所以感触非常多。从2003年开始，我和许志永还有其他很多维权律师、维权人士一起，推动和见证了中国维权运动的发展。中国维权运动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相当坎坷的过程。一般认为，维权运动，或者叫公民维权运动，是从2003年兴起的，孙志刚案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公盟在维权运动中扮演了一个非常突出的角色，许志永也在整个运动中，在整个维权团体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作用，可以说是一个领导者的角色。从2003年之后的几年内，中国的维权人士普遍有着非常乐观的情绪。我们觉得用维权的方式，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宪法、法律赋予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这是一个能够推动中国走向法治、进而走向民主的一个绝佳的途径。我们把宪政、人权、法治、民主、理想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切身的基本利益——尤其是一些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维权运动也在那个时候——基本上是胡锦涛、温家宝主政的10年——有了比较快的发展。按照我的梳理，在习近平上台前，中国的维权运动呈现了政治化、街头化、组织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可以说，在共产党专制体制下，公民维权运动能够有这样的发展、这样的成果，还是有点出人意料，虽然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下去分析的话，也有一定的必然性。也正是因为民间自由力量的发展势头迅猛，让中国政府感到了威胁。在他们看来，民间维权运动，或叫公民社会、自由派或民权运动也好，已经威胁到了现有政治体制、威胁到了共产党的统治。所以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就逐步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当然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对民间的骚扰、打压一直都没有停止，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镇压，从规模、力度、彻底程度都很不一样，可以说是一种清洗。从维权运动登上舞台的2003年开始——当然许志永个人参与维权更早一些，从199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到现在，22年过去了，中国的法制在大踏步地倒退，许志永和其他很多维权人士、很多良心犯现在还在监狱中受难。中国现在和22年前相比，离自由民主更远，政权对民间的监控、对社会的监控更加严密，这是让人非常失望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因为有那十几年的人权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中国还是有希望的。或者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和毛时代的中国社会是很不一样的。虽然习近平的很多做法、想法与毛有相近、相似的地方，甚至有超越的地方（比如高科技的运用），但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不同就是：民间社会的觉醒和自组织能力，民众的法治意识、人权意识和社会的连接，以及维权运动、非政府组织、层出不穷的群体抗议活动所带来的民间的历练。民间社会的自由精神、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这是和毛时代非常深刻的不同。当然国际环境也不一样了。中国共产党经常说东升西降，中国的专制力量在上升，而西方的民主力量在下降，甚至在蜕变。全球的自由民主指数在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志永这样的良心人士、民主人士仍然在坐牢，为他们的呼吁得到的国际回应也越来越少。这是很令人感慨的。法广：许志永在《美好中国》一书中，使用“十年”这样一个词，详细地描述了你们在2003至2013年间，为建立自由平等社会、捍卫自由公义、推动民主法治；为建设公民社会、为中华宪政文明转型，“努力了十年、战斗了十年、执着前行了十年”。您能不能谈谈，您认为你们在十年间不遗余力地推动的“新公民运动”在中国社会留下了哪些印迹？滕彪：从2003年到2013年这十年多的时间，是中国公民运动、维权运动发展比较快的时期。当然许志永为推动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的努力不止十年，从2000年之前就开始，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4的世纪。就那十年来说，许志永、我们的公盟群体，做了很多事，参与了很多公共的、有影响的事件。孙志刚事件中，我们的努力、包括民众的强烈呼声，让一个明显违宪、明显侵犯人权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那之后，我们就成立了公盟。我们经常开会，经常借助一些有影响的个案，提出一些倡议，开展一些行动。比如要求废除劳教、废除户籍制度。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联名呼吁完善宪法的人权保护条款。我们综合记录中国的人权状况，出版了一些人权发展报告。我们发起讨论会，发出公开信，呼吁中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我们征集受害者信息，把他们组织起来，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帮助他们谈判，争取到更多的赔偿，这里面我们做了大量的琐细的工作。我们还鼓励公民利用政府信息公开法，要求中央和地方一些政府部门公布与民生、与民众权利、公共利益相关的政府信息，推动公民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区、县一级人大代表选举，许志永自己也两次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后来有更多的公民去积极参选区、县人大代表，虽然由于政府的限制和操控，能够成功当选的很少，但是这个运动对于民众提高权利意识，对于民众了解中国选举的状况，是非常有意义的。 2008年推动北京律协直选也是一个重要的活动，公盟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和很多律师一起推动律师协会的民主选举。关于上访制度，许志永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经常扮成访民，在各个访民集中的地点去采访他们、了解情况、帮他们维权。有好多次，他被当作访民被殴打、被抓起来。我们介入临沂暴力计生案和陈光诚案、邓玉娇案，介入大量的冤案，错案。江西乐平的案件、承德陈国清案件（四名出租车司机被冤判死刑），贵州的杨明案、何胜凯案、辽宁的冷国权案、广东的甘锦华案等等。我们长期关注了很多起死刑冤案错案，在维权律师的不懈努力之下，一些被冤枉的公民被平反、获得自由。再后来公盟发起了“公民承诺“，这也是新公民运动的前身，2012年正式启动了新公民运动。它主要有三项活动，一个是教育平权运动，一个是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一个是推动公民同城聚餐。教育平权运动的目标是消除中国在教育资源分配上的极度不公平，我们要求保障城市里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正常运营，取消大城市中考和高考的户籍限制，等等。教育部迫于压力在2012年8月出台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随后除北京和上海之外所有省市都开放或者承诺开放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公民同城聚餐也很有意思。我们发动各个城市有共同信念的、最关心公共事务、关心中国法治人权的人，以聚餐的名义，大家一起来聚会，不是简单地吃吃喝喝，而是按照罗伯特议事规则来讨论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做法，从民间、从最底层做起，去参与公共讨论，去实践民主。公盟在那个年代留下了很多历史印记。公盟可以说是那时候中国唯一一家敢于触碰大量敏感问题的民间机构，反腐、酷刑、拆迁、上访、计划生育、户籍制、选举、言论自由、西藏问题，等等。法广：20多年来，许志永一直坚持不懈地在为中国的法治和民主而奋斗。即使在狱中也没有放弃信仰。您认为，在许志永追求的《美好中国》与当今的极权模式之间，中国未来前景将会是怎样的？滕彪：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和孔杰荣教授合写了一篇文章《许志永VS习近平》作为序言。他们两个人代表了中国两种政治前景、法制前景。一个是许志永所呼吁、所践行的法治、民主的中国，用许志永和公民运动的话，叫 “自由、公义和爱的美好中国”。习近平所代表的是一个极权专制的、党控制一切的中国。法律被当作镇压民众的工具，是韩非、商鞅他们所理解的那种法家的法，和许志永所推动的rule of law这种法治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当今中国是一种高科技极权主义，有人管这个叫 “市场列宁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等等，总之它是和奥威尔的《1984》非常类似的，甚至在很多层面上已经超过了《1984》的想象，是一个数字歹托邦（“digital dystopia”）。我在一些访谈里提出，中国目前的体制几乎符合法西斯主义的全部特征。很显然，习近平所推行的这种中国模式，正在压倒许志永所呼吁的、设想的中国模式。现在对言论思想的审查越来越严，洗脑也是越来越有效，很多中国人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美丽新世界，一个比民主国家更好的体制。所以我曾写到，“最可怕的专制，不是人们的抵抗被不断镇压的专制，而是让人们觉得没有必要进行抵抗，甚至让人们自动捍卫的那种专制。” 在可见的十年、甚至二十年内，我觉得这种趋势很难改变。我曾经和黎安友教授开一门课“中国会不会民主化？”我们讨论了影响中国政治转型的十大因素，包括党国体制、党内竞争、经济因素、民族因素、民间的抵抗、科技因素、国际关系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历史因素等等。要想更深的去理解中国的政治前景，应该仔细考察这些不同的因素。不过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我觉得中国必然是会民主化的，中国人也一定会享有基本的尊严、实现自由民主。目前中国政治的也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我一直有个说法，如果中国政治再过20年还没变，或者过3个月就发生了巨变，都不应该感到震惊。法广：在阅读这部书籍的整个过程中，不难感觉到：作者始终充满乐观情绪，无论是在描述维权的过程，还是在讲述种种遭遇，他没有怨天尤人，始终充满信心。他还在书中提出对未来中国法律和政治的构想，您对此作何评判？滕彪：嗯，我觉得行动者一般都是乐观主义者。如果对未来没有希望，可能早就放弃行动了。许志永的乐观精神是非常突出的，无论是2003年前后那种气氛、民间空间比较宽松的时候，还是后来非常严厉地镇压、清洗的时候，他都没有放弃乐观的期待。他写到：中国的黎明将至。因为他看到的是经济全面危机、政治全面倒退、文化全面凋残、外交全面失败、共产党的全面地失去人心。许志永和很多令人尊敬的中国行动者一样，所接触到的人，大都是行动者、反抗者、支持者，至少是同情者和觉醒者。这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不过，冷静客观地分析的话，过度乐观恐怕会带来判断上的偏差。因为他所接触到的基本上是同温层，他看到的90%以上的人都是要改变现状的反抗者，是民间的健康力量。但是这些人实际上是中国的少数，只占中国人口的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14亿的万分之一，是14万。中国如果能有14万勇敢而清醒的反抗者，也相当不错了。而绝大多数民众对这些事情完全不了解或者漠不关心，他们远远谈不上是觉醒者或者同情者。所以我觉得这种乐观，一方面给了他巨大的力量，让他一直没有放弃行动，这是令人非常钦佩的；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会造成行动的一些偏差；甚至有些人觉得，我现在可以去做一些极其危险的事情，哪怕判我二十年、三十年入狱也无所谓，因为共产党撑不过三、五年了。这种判断恐怕是相当危险的。我觉得有时候绝望也会有力量，并不是犬儒主义、投降主义那种绝望，而是对现实并不抱有期望，但是仍然坚持理想、坚持原则、努力行动。也就是说，不管理想的目标能不能在有生之年实现，我都为为此奋斗。这样的话，也许一方面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另一方面也许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避免对形势的误判。许志永对中国未来的政治模式有很多思考，有不少文章讨论如何实现政治变革。行动者的思考和思想者的行动，都一样珍贵。在他看来，通过公民联合、公民行动的方式，恐怕是最理想的转型模式。它是一种不流血的和平革命。通过公民社会的成长，迫使当局接受谈判。也许有一个圆桌会议，然后共产党被迫去让出一部分权力，被迫去开始选举。然后呢，中国可以非常顺利地实现民主化。像台湾、韩国、捷克、波兰等等很多前专制政权实现了民主转型，没有流血、或者没有太多流血、没有社会的剧烈动荡，这当然是最好的。不过在我看来，中国恐怕已经丧失了和平转型的机会，这种和平民主化的窗口期恐怕已经结束。比如说1989年天安门运动和六四屠杀，中国错失了实现民主的一个绝佳的机会。那之后江泽民-胡锦涛时代，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出现了维权运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就像许志永设想的那样，让民间社会逐步壮大，然后迫使当局来接受民主转型。但恐怕这个机会已经过去了。 1989年在天安门，中国共产党已经清晰地作出了决定：他们不允许民主化，不会接受多党制。习近平上台之后，恐怕这种选择也更加清晰、更加坚决了。许志永和一些中国的行动者、一些知识分子所设想的那种平行社会、平行文化，像哈维尔、米奇尼克他们所设想和践行的平行社会的这个方式，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很难在中国发展。虽然我觉得这种努力仍然是值得倡导的，但是共产党不会允许民间力量继续成长壮大，从而威胁到专制体制。许志永的入狱就是一个明证。共产党开始搞“七不讲”，加强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清除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等等。所谓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所谓的“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些方面共产党都已经做出了非常明确的选择。我当然希望中国能按照许志永所设想的方式去实现民主化。但是现实地来讲，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也很难不为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担忧。不过，退一万步说，我们还是应该为这样的可能性努力，即使只有一丝的和平革命的希望，我们也应该继续为此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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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id the council decide on item 42?” — answered with the speaker and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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