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诸将五首》是一组政治抒情诗，唐代宗大历元年（766）作于夔州（治今重庆奉节）。这里选的是其中第二首。当时安史之乱虽已平定，但边患却未根除，诗人痛感朝廷将帅平庸无能，故作诗以讽。正是由于这样的命意，五首都以议论为诗。在律诗中发绝大议论，是杜甫之所长，而《诸将》表现尤为突出。施议论于律体，有两重困难，一是议论费词，容易破坏诗的凝练；二是议论主理，容易破坏诗的抒情性。而这两点都被作者解决得十分妥善。题意在“诸将”，诗却并不从这里说起，而先引述前贤事迹。“韩公”，即历事则天、中宗朝以功封韩国公的名将张仁愿。最初，朔方军与突厥以黄河为界，神龙三年（707），朔方军总管沙吒忠义为突厥所败，中宗诏张仁愿摄御史大夫代之。仁愿乘突厥之虚夺漠南之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突厥南侵之路。自此突厥不敢逾山牧马，朔方遂安。首联揭出“筑三城”这一壮举及意图，别有用意。将制止外族入侵写成“拟绝天骄（匈奴自称“天之骄子”，见《汉书》）拔汉旌”，就把冷冰冰的叙述化作激奋人心的图画，赞美之情洋溢纸上。不说“已绝”而谓之“拟绝”，一个“拟”字颇有意味，这犹如说韩公此举非一时应急，乃百年大计，有待来者继承。因而首联实为“对面生情”，明说韩公而暗着意于“诸将”。颔联即紧承此意，笔锋一转，落到“诸将”方面来。肃宗时朔方军收京，败吐蕃，皆借助回纥骑兵，所以说“尽烦回纥马”。而回纥出兵，本为另有企图，至永泰元年（765），便毁盟联合吐蕃入寇。这里追述肃宗朝借兵事，意在指出祸患的原因在于诸将当年无远见，因循求助，为下句斥其而今庸懦无能，不能制外患张本。专提朔方兵，则照应韩公事，通过两联今昔对照，不著议论而褒贬自明。这里，一方面是化议论为叙事，具体形象；一方面以“岂谓”、“翻然”等字勾勒，带着强烈不满的感情色彩，胜过许多议论，达到了含蓄、凝练的要求。“尽烦回纥马”的失计，养痈遗患，五句即申此意。安禄山叛乱，潼关曾失守；后来回纥、吐蕃为仆固怀恩所诱连兵入寇。“胡来不觉潼关隘”实兼而言之。潼关非不险隘，而今不觉其险隘，正是讥诮诸将无人，亦是以叙代议，言少意多。六句突然又从“诸将”宕开一笔，写到代宗。龙起晋水云云，是以唐高祖起兵晋阳譬喻，赞扬代宗复兴唐室。传说高祖师次龙门，代水清；而至德二载（757）七月，岚州合关河清，九月广平王（即后来的代宗）收西京。事有相类，所以引譬。初收京师时，广平王曾亲拜回纥马前，祈免剽掠。下句“忧社稷”三字，着落在此。六句引入代宗，七句又言“独使至尊忧社稷”，这是又一次从“对面生情”，运用对照手法，暴露“诸将”的无用。一个“独”字，意味尤长。盖收京之后，国家危机远未消除，诸将居然坐享“升平”，而“至尊”则独自食不甘味（至少诗人认为是这样），言下之意实深，如发出来便是堂堂正正一篇忠愤填膺的文章。然而诗人不正面下一字，只冷冷反诘道：“诸君何以答升平？”戛然而止，却“含蓄可思”。这里“诸君”一喝，语意冷峭，简劲有力。对于七律这种抒情诗体，“总贵不烦而至”（明陆时雍《诗镜总论》）。而作者能融议论于叙事，两次运用对照手法，耐人玩味，正做到“不烦而至”。又通过惊叹（“岂谓”二句）、反诘（“独使”二句）语气，为全篇增添感情色彩。议论叙事夹情韵以行，便绝无“伤体”（伤抒情诗之体）之嫌。在遣词造句上，“本意”、“拟绝”、“岂谓”、“翻然”、“不觉”、“犹闻”、“独使”、“何以”等字前后呼应，使全篇意脉流贯，流畅中又具转折顿宕，所谓“纵横出没中，复含酝藉微远之致”（清沈德潜《说诗晬语》），也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周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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