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手札（13）那天清晨，我莫名地咳了起来。我每次咳嗽，都用手绢掩住口鼻，结果手绢上似乎沾上了血，如同落上了红色的霰。其实，那不是咳出来的，是前一晚我挤破了耳朵下面的小疖子时流的血。不过，我马上意识到，不向警方说明此事于我有利，于是仅仅垂下眼帘，像煞有介事地答了一句：“是的。”署长写完文件后对我说：“是否会起诉你，要由检察官决定。不过，你最好拍封电报或是打电话给你的担保人，让他们今天到横滨的检察署来一趟。你有担保人或监护人吧？”我想到，有个叫涩田的书画古董商，曾频繁出入家父在东京的别墅。他与我是同乡，身材矮胖，是个四十多岁的单身男子，常拍父亲的马屁，他就是我在学校的担保人。由于那男人的脸，特别是眼神很像比目鱼，家父总是叫他比目鱼，我也一直这样称呼他。我向警察借来电话本，查到比目鱼家的电话号码，打电话拜托他来横滨的检察署。而比目鱼在电话中一改平日作风，用趾高气扬的口吻与我对话，好在最后还是接受了我的请托。“喂，最好赶紧把那电话消消毒，那人吐血呢。”我回到保护室后，署长对巡警们命令道。那大嗓门甚至传到了坐在保护室的我的耳中。午后，我被他们用细麻绳捆住，不过他们允许我用大衣遮住麻绳，绳子的另一端则牢牢握在一位年轻巡警手中。我们二人一同乘电车前往横滨。不过，我没有丝毫不安，反而怀念起警察署的保护室和那位老巡警。唉，我怎么会变成这样。身为罪人被五花大绑，反而感到轻松，感到悠闲自得，甚至于现在提笔写起这些回忆，还依然津津乐道。在这段令人怀念的记忆里，也有一件悲惨之事令我冷汗淋漓，终生难忘。当时我在检察署一间阴暗的屋子里接受了检察官简单的问讯。那位检察官年届四十，看起来个性沉稳（若说我长相俊美，那俊美一定带有邪淫之气；那位检察官才称得上是容貌端正，浑身散发着睿智而文雅的气息），气度不凡。面对他，我不再戒备，只是心不在焉地叙述着事情经过。突然，我又咳了起来，从袖子里掏出手帕时，我瞥见上面的血迹，顿时一个卑鄙的念头涌上心头：这咳嗽也许可以作为我讨价还价的筹码。于是我故意夸张地大咳两声，用手绢掩住口鼻，偷偷瞄了检察官一眼。就在此时，他露出沉稳的微笑，问道：“你那是真咳吗？”登时，我冷汗涔涔。不，即使现在回想起来，我依旧紧张得手足无措。中学时代，傻瓜竹一曾戳着我的脊梁，说着“故意的，你是故意的”，把我一脚踢进地狱。此时我心中的惊慌远远胜过那次。这两件事，是我平生仅有的两次演技穿帮记录。有时我甚至想：“与其遭受检察官那沉着的羞辱，还不如直接被判十年徒刑。”我被予以缓期起诉处理。但我却丝毫不觉庆幸，我坐在检察署休息室的长椅上，悲戚地等待着担保人比目鱼的到来。透过身后高高的窗户，我望着布满晚霞的天空，海鸥排成“女”字形，消失在天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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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id the council decide on item 42?” — answered with the speaker and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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