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手札（8）家父时常外出，或是在樱木町的别墅中招待客人，即使是在同一个屋檐下，我们也经常三四天见不着面。我总觉得家父难以接近又很可怕，私下盘算着要搬出别墅，租间房子住。正当我不知如何开口时，别墅的老管家告诉我，父亲有意变卖这栋别墅。家父的议员任期将满，想必有种种缘由，他似乎无意继续参选，打算在老家建一处院落退隐。他对东京似乎并不留恋，且觉得我还只是个高中生，不必特地为我留下别墅和佣人（家父的心思与世人一样，非我所能理解）。总之，这间别墅很快便转售给他人，我则搬入本乡森川町一家叫仙游馆的老旧公寓，住在一间昏暗的房间里，生活顿时陷入窘迫。一直以来，家父每个月都给我固定数目的零花钱，即使我两三天就将它们挥霍一空，家里也总是备有烟、酒、芝士、水果，而书籍、文具、衣服等相关用品也可以在附近的小店以“赊账”的方式获得。即便是请堀木吃荞麦面或大碗盖饭，只要去街上家父经常光顾的餐馆，我们都可以在吃完饭后一声不响地离开。但现在突然开始一个人租房度日，一切都要靠每个月固定数额的汇款支撑，我茫然不知所措。汇款还是会在两三天内花得精光，我惊慌不已，轮流给父亲、哥哥、姐姐拍电报、写长信要钱（我在信上写的也全是虚构的搞笑之事。我认为，要想请人帮忙，以先讨其欢心为上策），并在堀木的教唆下，频繁出入当铺。尽管如此，手头依然拮据。在无亲无故的出租房中，我终究没有独自“生活”下去的能力。我害怕独自一人静静地待在房间里，觉得随时会被人偷袭，继而遭受重击。于是我冲上街头，为地下运动提供支援，或与堀木四处喝廉价酒，几乎放弃了学业和画画。升入高中后第二年的十一月，我与一位比自己年长的有夫之妇相约殉情，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后半生。一直以来我常旷课，也丝毫没有用功学习，但我能摸清考试的答题方法，所以虽然劣迹斑斑，却能瞒过家里人。可如今，校方似乎向人在故乡的父亲通报了我严重缺课的情况，于是长兄代笔，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给我。但缺钱的痛苦远比读到信来得更为直接，我在先前的地下运动中承担的工作亦日渐繁重，已经无法以半游戏的心态来对待。不记得是叫中央地区还是什么地区了，总之我成了马克思主义学生行动队的队长，负责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那一带的一切学生运动。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把小刀（现在想来，那刀子用来削铅笔都嫌不锋利），把它放进雨衣口袋四处奔走，便是所谓的“联络”事宜。我想喝酒，想醉后熟睡，可我没有钱。而且P（我记得P是党的暗语，不过也可能记错）不断给我下达任务，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我这病弱的身子骨实在吃不消。参与小组活动本就仅源于自己对“非法”的兴趣，如今却变得骑虎难下，我手忙脚乱，不禁在心中懊恼地对P的人嘀咕：“你们恐怕搞错对象了吧？这种任务难道不该交给你们的嫡系成员吗？”最终，我逃走了，但这并没有让我的心情变好，于是，我决定去死。当时有三个女人对我表现出特别的好感。一个是我寄住的仙游馆公寓东家的女儿。我每搞完学生运动，累得要死要活地回到住处，饭也不吃便倒头睡下，接着，东家的女儿便拿着信纸和钢笔来敲我的门：“不好意思，妹妹和弟弟在楼下大吵大闹，我没法专心写信。”她在我的桌前坐下，一写就是一个多小时。我本可以佯装不知，呼呼大睡。可这姑娘似乎总希望我能说些什么，我便发扬之前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明明一句话都懒得说，却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强打精神，一边抽烟一边和她闲聊：“听说有一种男人，用女人寄来的情书烧洗澡水哦。”“哎呀，真讨厌。你就是这种男人吧？”“我倒是曾用情书来热牛奶。”“真是了不起。那你就喝吧。”我巴不得这姑娘赶紧离开，说是来写信，其实我早就看透了，她不过是在胡乱涂鸦罢了。“让我看看吧。”——其实我死也不想看，谁知这样一说，她竟大叫着“啊，不行，不能给你看”。我简直看不下去她那兴高采烈的模样，真是倒胃口，想着不如打发她做点什么。“有件事想拜托你，能不能去电车轨道那边的药店，帮我买点卡尔莫钦12？我有点累，脸上发热，睡不着觉。麻烦你了。至于钱……”“钱的事情无所谓。”她愉快地起身。让女人们去办事，她们绝不会垂头丧气，反而因为受男人所托，备感开心。这一点，我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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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id the council decide on item 42?” — answered with the speaker and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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