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到2020年《国家安全法》通过，香港的新闻自由，一直在收紧。今年五月初，香港记者协会指出，独立媒体被税务调查的情况仍在持续。他们也警告，这类以行政手段增加营运负担的做法，正在实质影响新闻自由。上集节目中，我们采访了一位因为拍摄纪录片而被香港遣返的法国记者。而今天，我们把视角转回香港——看看在这样的环境下，媒体业者究竟还能如何工作。无国界记者组织亚太地区倡导事务经理亚历山德拉·别拉科夫斯卡(Aleksandra Bielakowska)指出，香港的新闻自由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威胁。别拉科夫斯卡: “我认为，2025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毫无疑问地表明，香港的新闻自由正面临一种系统性的崩塌。我们最近看到，多位媒体人士被判处非常严厉的刑罚，其中包括已经停运的媒体《苹果日报》的创办人黎智英。他因为作为记者的工作，被以国家安全罪名判处迄今为止最重的刑罚之一。这实际上是在将新闻工作本身刑事化，也是在打压曾经最具独立性的媒体之一。在过去一年中，我们还看到，对仍然留在香港运作的本地媒体的骚扰明显加剧，甚至一些大型国际媒体也未能幸免。” 她表示她最担心的是香港记者的安全。别拉科夫斯卡: “我最担心的，其实是我正在合作的那些记者的安全，尤其是仍然留在香港、坚持工作的记者。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就在一两周前，又发生了独立本地媒体被跟踪、骚扰的事件，还有记者被“起底”，也就是他们的个人信息、电话号码被公开到网上，用来骚扰他们、迫使他们停止报道。这已经成为香港令人难过的现实。” 尽管如此，她也强调，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仍然存在差别。别拉科夫斯卡: “从排名来看，香港目前在新闻自由指数中排在第140位，而中国则是第178位，两者之间仍然存在差别。在中国，几乎没有独立记者可以公开报道，一些仍在一线报道的人，往往只能隐藏身份、使用化名，不公开姓名、资历或所属机构。而在香港，尽管环境严峻，仍然存在一些独立媒体。我们不能忽视大约十来家资源非常有限的小型独立媒体，它们在当局压力下——包括以税务等方式施压——依然坚持运作。它们仍然希望公众能够看到新闻、看到希望，通过独立报道了解真实情况。这对国际社会、对读者来说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继续关注它们、订阅它们、阅读它们的报道。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媒体，香港很可能会在新闻自由上完全滑向与中国相同的等级。” 这些媒体资源有限，也面临压力，但仍在运作。别拉科夫斯卡: “这些媒体通常会采取一些策略来保护团队成员。例如，有的总编辑会决定所有文章都署上自己的名字，由自己作为媒体的“门面”，而不公开其他记者或协作者的身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安全相关机构无法追查这些人，他们有时仍然能够找到目标。但至少在面对风险时，这样的安排意味着可能由一个人承担后果——这是他们自愿为这份工作作出的选择。而那些仍在香港工作的记者，其实都非常清楚自己面临的风险，也知道自己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与此同时，像香港记者协会这样的组织也持续遭到骚扰。这是目前少数仍在运作的独立行业组织之一。现在的打压手段变得更加复杂、更隐蔽。而在一线的记者也更害怕公开谈论这些情况，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发声，下一个被针对的可能就是自己。尽管如此，仍然有不少独立媒体在尝试以更“聪明”的方式继续工作，尽量保护员工、保护自己。但即使在这些媒体内部，也存在自我审查。他们无法报道所有事情，因为有一些“红线”一旦触碰，就可能直接带来来自当局的风险。与此同时，获取信息和消息来源也变得越来越困难。香港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恐惧氛围，许多机构和官员不再愿意提供信息。很多曾经参与民主运动的一手消息人士，也不愿再公开发声或接受采访，因为他们确实担心后果。不过，仍然有一些经验丰富的资深记者，他们理解新闻工作的意义，也坚守这个职业，希望为新闻自由、为公众的知情权继续努力。这一点，也是香港与中国之间仍然存在的一个重要差别。” 从整体环境来看，压力正在增加。而对于仍在香港工作的记者来说，这种压力，体现在每天的工作之中。接下来，是一位仍然关注香港新闻环境的资深记者。麦燕庭曾担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也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驻港记者。她表示，在香港资料愈来愈难以取得。麦燕庭: “如果你是比较资深的记者，你有自己的想法，你要去挖掘你自己的新闻故事、新闻题材。那困难是比较多的，因为譬如说你要写一个故事，你肯定是要给香港政府一个自己去解释的机会，然后很多时候你再拿资料方面就很困难。他现在把一些报告都下架，可是你根本查不到，没有这个背景，你就很难做一个对比，看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就是以前他在网上可以拿到的资料，现在都限制很多，就是以前很长时间都能在网上找到的，比如说过去十多年都有，但现在他会把这个时间缩短到譬如说1年、2年、3年，除非你自己早就把这些东西都下载到你自己的电脑，不然的话你要找那个资料就很难了。以前比较开放的它现在就是越来越受的紧，就是不让你拿。譬如说那个运输处，查这个车牌，我们以前其实很容易就能查到，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车牌的主人过去有没有违反相同的情况啊，诸如此类的。但现在呢，它根本就不让你查，所以它就是用这个access to information，就是你拿不到资料，其实你就很难做呀。” 除了资料难以取得之外，新闻工作者也面临法律规范带来的压力。麦燕庭: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那个国安的问题，因为大家不都知道那个国安的界线在哪的时候呢，你就要问我现在这样报，行不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很容易就会放弃。虽然你说你不知道那个红线在哪，但是其实你可以看见，基本上如果你真的是按这个法律去处理的话，那个国安法的煽动罪，其实基本上传媒写所有东西，如果他(当局)不喜欢，他都可以说你有这个煽动。你没有意图，他也可以说你有，他拿着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的东西在煽动。他说你是炒作，那就是煽动。所以不是说你有有没有意图，现在它的意图就是用这个客观的事实来，反正他觉得你有煽动，你就是煽动。反正就是你批评(当局)，让人觉得这个中共这个做法不对，他就觉得你是要推翻我，其实就是把内地那一套搬进来。” 她还观察到，现在不少媒体的报道方式也变了——分析和评论变少了。麦燕庭: “你现在你看，尤其是那个电子传媒写很多东西已经比较少去找人评论，对不对？以前有问题出来，大家都会找不同的人去评论，去分析。现在这一类的分析评论已经少了很多。政府出那个声明，他们就基本上原文叫用。结果现在很多传媒，尤其是两个电台，它就基本上就是原文照录。好一点的，它会在后面加一点背景的说，其实这个官员在骂的是什么，但是有一些基本上他连后面背景都没有交代，人家就具体讲了什么。” 不过，她也强调，香港仍然有一些小型的独立媒体，在压力之下继续报道。麦燕庭: “但是幸亏香港你现在还有网上的传媒嘛，那些网上传媒他们还是比较努力。但是他们也碰到很多困难，譬如说前一阵子不是一直在说吗？那个税务局就去查，就是查他们的收入啊，诸如此类，记协当然也受到影响。其实这个东西你光是花时间去应付，就已经减少你做新闻的时间了。另外一个就是那些独立的媒体老是受人骚扰，而且这些压力你不一定能公开讲，因为官方可以打电话给你，可以发公开声明骂你。这个在我当初入行2000年以前吧，这个是不可想象的。” 在香港这样的环境下，新闻自由，还剩下多少空间？别拉科夫斯卡: “我们不能轻易地认为香港已经“失去希望”。现在在欧洲、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政策圈中，确实存在一种看法，认为香港已经无可挽回，因此不需要再投入关注，也不应与之“正常化”互动。但我认为，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把威权体制与民主制度一概而论，反而会带来负面影响。事实上，现在一些民主国家也开始使用类似的国家安全立法，对独立报道进行限制，这正是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 麦燕庭: “有出现这个新闻自由被轻视的情况，海外的发声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还是要发声，虽然我当然会有一点风险，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自己做好自己的本分吧。我觉得我现在说的是实情啊，他们不是老是说那个国安法，有些要尊重香港人享有的人权自由嘛，我们一直都有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啊，我们就看看他什么时候觉得记者也不应该说客观的事实。我老是说，你不要以为(言论自由)是天赐的，你要自己去争取的，就好像拔河一样，拔河就是两方面在拉力啊，你一方面认输了，你肯定就是全盘皆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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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id the council decide on item 42?” — answered with the speaker and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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