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贯中（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我觉得现代化是多维的，包括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是其中之一维。经济现代化能否由独裁专制的体制来推动？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在一段时间之内也是可能的。中国有个40年的经济现代化奇迹，这是全世界都承认的。 40年的时间内，中国的许多硬件，例如基础设施、制造业、服务业、经济总量等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问题是，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党专政体制并没有变化。世界上曾认为，中国模式跟东亚模式的起点不一样，但结果，也就是终点，会是一样的。所以，如果帮助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随之而来必然会产生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随之而来，中产阶级会自发要求人权和政治上的参与权，以保障自身利益。那么，中国就会逐渐过渡到民主政治的轨道上来。由于东亚其他地方出现这样的过程，人们称之为东亚模式。但是，在中国，经济现代化导致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并没有出现，民主和自由反而随着经济的现代化而倒退了。这说明，中国模式和东亚模式有着根本的区别。拿台湾跟大陆比较，就能看出这个区别。在一段时期内，台湾实行过专制，或者说威权政治。但是，即使在这段时期，国民党政府一直把宪政放在终极目标上。中华民国的宪法确立了从军政，到训政，最后到宪政的三阶段。国民党领袖所要求的，无非是由执政党决定，何时根据形势从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过渡。这个决定权由国民党裁夺。当中华民国政府终于同意实行宪政时，政府可以说，这本来就在政府的规划之内。所以，向民主转型，政府既不丢面子，也不会丧失合法性。老蒋没有这么做，小蒋做了，照样得到大家好评，觉得终于兑现宪法的规定了。所以，台湾是能够和平地实现民主转型的。大陆就不一样，它由共产党统治，其终极目标说好是要回到初衷，即回到共产党宣言里所设想的世界共产主义的愿景中去。大陆现在急剧地转向，重提初衷，是符合中共党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的。一切本来就写得很清楚，是有合法性的，是世界误读了。如果中国转向民主政治，在中共看来，没有党章和宪法规定的合法性，因而是颠覆性的，是非要动用军队镇压不可的。所以，中国模式和东亚模式的终点的不同，决定了两种模式的本质的不同。这是我想强调的第一点。特别是，中国取得的经济现代化的奇迹给中共续了很长一口气，给了它巨大的合法性。这和前苏联有很大的不同。前苏联起步比中国晚，经济十分困难，人民普遍不满，社会极为动荡，就容易有戈巴乔夫这样的人应运而生，觉得自己的制度一无是处，一直依靠谎言和暴力维持统治，却无法兑现关于共产主义美好生活的许诺，觉得不如放弃这种又骗又暴的制度。在中国，经济奇迹出来后，中共的合法性大增。第二点，我认为民主可能跟经济发展的水平关系不是很大。例如印度实行民主政治的时候，人均收入比当时的中国还要低。现在很多非洲国家在推民主政治，它们的人均收入也很低。中国现在人均收入已经直逼中等收入的上限，马上要达到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了。但在宪政民主的道路上，它反而退回去了。所以说经济发展一定导致宪政民主，以为两者之间一定存在这样一个先后次序上的必然性，或因果性，现在看来是不准确的。中国的经济奇迹实际上得益于加入WTO后所享受到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美国、欧洲、日本遵守WTO的规则，对中国奉行全面开放，以取得中国用15年的宽限期，将自己彻底改革为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承诺。欧美的期待是，到时，中国将和它们一样全面开放。中共抓住这个机遇期，即对方全面开放，自己却不开放，打了一个时间差，占了欧美日全面开放的便宜。欧美日，特别是美国，成了中国获得资本，科技，科技人才的培养，以及就业机会的扩张的主要来源。中国本来很多生产要素是绝对过剩的，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是被大量浪费掉的，或者非常低效地使用着的。这是为何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如此低，民众如此穷。但是，WTO要求全球所有会员都向中国开放自己的市场，这个绿灯一开，中国闲置的巨量生产要素突然被允许进入全世界的要素市场，没有障碍地进入到现存的各种分工体系里面去了，得到了有效的使用，取得巨大的经济增益。虽然世界也获利了，但中国获利更多。所以，中共自己也承认，中国是这一轮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这是老实话。加入WTO之前，中国完成了两大主要的经济制度上的改革，分别发生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第一项改革关系到所有的农村地区，关系到几亿农民，以及后来涌现的几亿农民工。这就是包产到户。通过把土地的使用权分给农民，人民公社瓦解了。人民公社实际上是一种当代的农奴制，反动而残酷。在推行包产到户之后，农奴制解散了，几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子释放了出来，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因而得以节省出大量的农民。他们可以从农业劳动中脱离出来，进城、进厂打工，参加到世界分工里去。这就是将近三亿之多的农民工。在人民公社制度下，除了劳动力，土地也是高度浪费的。包产到户后，土地的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有些耕地可以转移出来，这就促进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包产到户这项改革的意义十分深远，而且发生在1980年代。发生在1990年的第二项改革，就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高达50万家的国营企业被卖给了私人企业家，一下子把国有企业的资产盘活了。不久，中国加入WTO，这些企业得以迅速参加到世界分工中去了。可是，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以后，像这样的关系到整个农村或者整个城市地区的改革反而消失了。我们见到的是国进民退的逆市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发生在胡温时期，到现在就更加一发不可收，公开变成党指挥切的体制。换言之，在中国，是党在决定性地配置所有的资源。如果说改革派对此危险的趋势做过最后的抵制的话，那就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他们推动通过了一个历史性的决议，提出要加速发育要素市场，由市场来决定性地进行资源配置。这成了改革派最后的呐喊。可是，这个决议马上被各种底线论架空了，决议也就变成一纸空文，甚至变成一个骗局。因为有了这个决议，世界又产生幻想，认为中国是不是对市场经济来真的了？真要培育要素市场了、并由要素市场来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了？这可是市场经济的主要标志，或本质特征。可是，就像将中国模式想象成东亚模式的等价物一样，事实证明，在发出要尽快发育要素市场的呼声，并写入庄严的党自己的决议的同时，世人见到的，却是党国体制的加速完善。期望要素市场来决定性地配置中国的资源，不过是人们的又一次一厢情愿而已。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中共放弃了市场化改革，转而努力在一党专政下，将经济资源全面地向军工倾斜，走一条民贫军强，与发达国家对抗的道路。中共领导下的现行党国体制引起全世界的焦虑。这样搞下去，中国的体制必然离宪政民主越来越远，却在扩军备战，对抗世界的民主阵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跟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德国、意大利体制对抗自由，民主体制有什么区别呢？最后讲一讲对未来、特别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预测。世界的民主国家已经认识到中国现行体制对世界的民主、自由事业构成严重挑战，决定联合起来应对。首先，所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一致否认中国已是市场经济。这意味着，在各种国际经济组织中，以及在这些国家单独跟中国的交往中，它们会拒绝承认中国有权享受市场经济地位。理由很简单。在党国体制中，要素价格是混乱的，并非由要素市场决定。而且，一旦需要，企业是可以得到党国的国库，党库的无底线的资助的，这就使其他国家的私人企业处于不利地位，受不公平竞争带来的致命威胁。为此，发达的市场经济会用关税或配额惩罚中国企业的不当行为。中国企业将处于极为被动的处境。第二，这些国家拒绝承认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既然你那么有钱，大量建造兵舰、航母、火箭、卫星、原子弹，和宇宙飞船，为什么一转身又自称是个发展中国家，要求继续享受发展中国家才能享受的关税和其他优惠？中国是存在大量的穷人，但是只要制度性的障碍，例如土地公有制，歧视农村人口的户籍制不彻底改革，城乡贫富差距只会扩大。那就请你省下庞大而挥霍无度的军费，维稳费，三公消费，一带一路的乱投资，乱援助，去帮助自己的穷人吧。这本来就是你中共自己许诺了七十多年的事了。以上两项不承认政策，对中国今后长期的经济发展会影响很大。我刚刚讲到，中国的经济奇迹主要是靠了全世界的开放，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全面开放，因为其他因素，例如党的领导，过剩的生产要素，人民的勤劳，守纪律，社会的稳定等，在世界向中国开放之前，也是一直存在的，却没有带来经济奇迹，常常只有人祸。对于中共来说，自然是不愿承认发达国家向中国开放这一功劳的。承认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神话如何自圆其说呢？中国奇迹的功劳除了归到中共头上，还能归到谁的头上呢？既然如此，今后世界对中国就不客气了，会实行对等开放。你开放到什么程度，我也开放到什么程度。既然中国自己的门关得这么紧，发达国家为什么不能把门也关小，直到对等呢？如果严格对等，中国现在那些完全关闭的领域，比如互联网及其带来的巨大的网上商机、出版事业、广播事业，艺术，教育，高科技研发等等，发达国家原则上也是可以对等地完全关掉，或关得极小的。美国正在讨论对TikTok是不是要完全关闭，便是其中一例。中国现在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总需求的严重萎缩。这就使三大过剩问题，即产能，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过剩进一步加剧。要解决这三大过剩问题，即使在全世界向中国全面开放的前提下，也要通过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才能真正消化。这也是为何中共一直在奉行一条韬光养晦的路线，准备一百年不动摇。中国作为一个体量庞大的超级巨型国家，和日本，德国，意大利这类战败国不一样，美国乃至世界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消化这类过剩问题。而且，世界也确实在十分有效地帮助中国解决之中，使中国从一个赤贫之国成长出有将近4亿人口之巨的中产阶级，和3亿之巨的农民工。后者的一只脚已经跨入城市，一半跨入了现代化，是中共自己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在阻碍他们彻底融入现代化。中共现在一边叫板全世界，一边否认现行国际秩序帮助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急着要联合俄国一起予以彻底改变。那世界为何还要通过自己的全面开放，帮助中国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呢？发达国家会根据对等原则，推行上面提到的两大不承认政策，逐渐把门关小。中国最高当局目前最大的忧虑是需求疲软。这种判断还是对的。但是，由于中国畸形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人均收入差和财富差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因此，内需决难迅速提升。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对抗又会引起外需的长期不足。内、外需不足会联合发酵，城市的工作机会，特别是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形势一定会每况愈下，使中国今后只能维持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共今后利用迅速膨胀的经济实力左右世界舆论，改变世界政局的能力会逐渐削减。为了继续欺骗中国民众，中共最近忽然提出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其实就是承认搞不了全民，全面的现代化，只能退而追求一党专政下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化，也就是城市的畸形繁荣和农村的相对贫困化的长期共存，成世界现代化史上的一朵奇葩。本来，通过发育城乡一体化的要素市场，是可以逐渐达到城乡收入差的弥合，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最后消失的，实现真正的全面的现代化的美好理想。可是，中共为了维持一党统治，为了这种可耻的私利，真正的、全面的现代化就被活活葬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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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id the council decide on item 42?” — answered with the speaker and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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