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大约在2004年前后，在中国令人瞩目的快速经济增长中，一批学者提出了“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在去年的共产党二十大上，习近平抛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为其所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添了新的高频话语。而从“中国模式”到“中国式现代化”，其主旨都在于拒绝政治上的开放，也就是拒绝官方所谓“西方”民主宪政制度。在政治社会学中，现代化理论是一个有重大、持续影响力的学说，其核心关注在于民主产生与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如何评价习近平所谓“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如何看待中国民主转型的机会与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未来？今天，自由民主是否依然只是西方价值观，并非晚清以来已发生深刻变化的中国价值观的一部分？当习近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终止，不仅经济面临困难，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似乎也危机四伏。“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 是否像一些政治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威权的现代化（authoritarian modernization）或合法化威权（legitimizing authoritarianism）？ “中国模式” 下的增长活力是否基本或趋于耗尽？中国能否创下先例、不经历民主化而上升为发达国家？ “中国模式” 以及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官方所渲染的民族复兴梦是否有着深刻的矛盾？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有着高度的重要性，值得跨学科、多角度的分析探讨。为此，《中国民主季刊》特邀美欧等地专家学者，在线举行了研讨会，以下是根据柯蕾（ Chloe Froissart，法国东方语言与文明研究院教授、《中国民主季刊》编委）录音整理的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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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id the council decide on item 42?” — answered with the speaker and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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