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多少人在坐牢？根据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最新估计，如果把监狱和看守所中已经判决、正在服刑的人都计算在内，中国目前约有234万名服刑人员，可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服刑人口。然而，比数字更值得追问的是：这些人在监狱里的处境如何？中国监狱长期缺乏透明度，外界很难了解真实情况。最近，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访问了数十名前服刑人员，希望透过他们的亲身经历，还原中国监狱的真实面貌。法广采访了保护卫士研究主任迪娜·加德纳(Dinah Gardner)。不过，要了解中国监狱系统的规模，并不容易。报告指出，中国官方已经多年没有公布完整的监狱统计数据。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新官方数字仍停留在2018年，当时全国约有680所监狱、关押约170万名服刑人员。再加上估计约65万名在看守所服刑的已决犯，研究团队推算，中国任何时候约有234万名服刑人员。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司法统计显示，2020年至2024年间，中国平均每年至少有86.3万人被判处监禁或死刑。不过，这项统计并不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罪等案件，因此实际人数可能更高。法广：“首先，我想从这份报告的研究方法谈起。由于此次调查的样本量相对较小，您有多大把握认为，这些调查结果能够反映中国监狱系统的整体状况，而不仅仅是受访者个人的经历？” 加德纳：“我之所以对调查结果比较有信心，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的受访者来源比较广泛，并不是全部都是政治犯，而是既包括普通刑事案件的服刑人员，也包括政治犯。因此，样本并没有局限于某一类特定群体。此外，虽然调查采取匿名方式，但我们仍然收集了一些有关他们服刑地点的信息。此次纳入报告的受访者曾分别被关押在中国16个省级行政区、共36所不同监狱。再结合我们过去十多年持续研究中国拘押制度和司法体系的经验来看，虽然我们无法逐一核实每位受访者陈述中的每一个细节，但他们所描述的情况都与我们长期掌握的研究情况高度吻合，没有任何明显不符合实际或令人怀疑的内容。因此，我们认为这些调查结果能够反映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 法广：“那么，在这份报告中，哪一项发现最让您感到意外？” 加德纳：“坦率地说，我最初的反应是，其实没有什么让我特别惊讶。毕竟，多年来研究中国的人权状况之后，中国监狱中发生各种侵害行为，本身已经不会让我觉得意外。不过，如果认真思考的话，真正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关于单独监禁的问题。我们一直知道，中国监狱会使用单独监禁这种处罚方式，但真正令我震惊的是，它在实际操作中的使用程度。你应该已经看过我们对澳大利亚公民马修·拉达尔的完整采访。他曾连续数月被关押在单独监禁中，这远远超过了15天。根据国际人权标准，连续单独监禁超过15天，就已经构成心理酷刑。即便按照中国《监狱法》的规定，单独监禁一般也有15天的限制，但马修实际被关押的时间明显远超这一期限。不过，即使没有主动询问，不少受访者仍主动提到自己曾遭受单独监禁。其中一位受访者表示，他之所以被关禁闭，仅仅是因为拒绝撰写所谓的"思想汇报"。另一件让我感到震惊的事情是，中国《监狱法》明确规定，如果一名身体健康的服刑人员拒绝劳动，或者劳动不够积极，就可以被处以单独监禁。也就是说，如此严厉的一种惩罚措施，竟然被用于惩戒这类行为，这一点确实令人震惊。” 单独监禁只是报告揭示的问题之一。除了这项惩罚之外，报告也发现，不少受访者提到，服刑期间被要求反覆撰写所谓的“认罪书”、“悔过书”或“思想汇报”，检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受访者表示，如果拒绝配合，可能面临禁闭、扣分，甚至影响减刑。研究团队认为，这种持续要求服刑人员表达认罪、悔过的做法，不只是纪律管理，也带有明显的思想改造色彩。同时间，劳动几乎也是所有受访者共同的经历。许多受访者表示，每天必须长时间从事劳动，生产鞋子、服饰、电子零件等商品；如果拒绝劳动或未达要求，可能面临禁闭、扣分或其他处罚。研究团队认为，这些做法已超出国际人权标准对监狱劳动的要求。不过，报告也指出，由于中国监狱系统长期缺乏透明度，这些情况一直难以受到外界监督，也很难获得独立核实。虽然这份报告没有比较习近平执政前后的监狱变化，但加德纳认为，近年来中国监狱系统的透明度持续下降。她还指出，外国人在中国申请遣返回国服刑或保外就医，也比过去更加困难。法广：“这份报告谈到了不少监狱里的共同经历。不过，我想进一步问的是，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他们在中国监狱里的经历有没有明显不同？” 加德纳：“这份报告本身并没有专门区分政治犯和普通刑事犯，因此我不能直接依据这项研究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结合自己过去多年采访相关人士的经验谈一谈。总体来看，无论是政治犯还是普通刑事犯，在中国监狱里都会经历各种不同形式的虐待，处境都相当艰难。不过，在某些方面，政治犯的待遇可能还要更加恶劣。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们往往会被刻意孤立。监狱管理人员通常会限制其他服刑人员与政治犯接触，甚至明确禁止他们交谈。有一位中国政治犯的妻子曾告诉我，她丈夫甚至被禁止参加监狱劳动，并不是因为身体原因，而是为了避免他与其他服刑人员接触。我们也在此份报告中也引用了李明哲此前受访的内容。他提到，除了同监舍内极少数指定人员之外，其他服刑人员都被禁止与他说话。劳动过程中，监狱还实行所谓的"互相监督"，只要有人与李明哲交谈，就可能遭到举报。可以想象，一个人在监狱里本身已经承受着各种虐待，如果再长期遭受这种社会隔离——没人敢和你讲话，你也无法与任何人交流——这种心理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此外，政治犯也更容易被拒绝家属探视、信件被扣留等。例如，中国维权人士许志永被判刑14年后，他的伴侣李翘楚就在自己的博客中不断记录，她多次申请探监遭拒，寄送信件也受到限制，甚至连办理结婚登记都遭到阻挠。事实上，中国法律并没有禁止服刑人员结婚。因此，从这些案例来看，我们确实看到一些政治犯遭受了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带有报复性质的待遇。综合这些情况来看，我认为目前已有不少个案证据表明，部分政治犯在中国监狱中的处境，比普通服刑人员更加艰难。” 报告也特别提到，在中国服刑的台湾人，往往面临另一项特殊处境。由于台湾没有驻中国使领馆，台湾籍受刑人无法像其他外籍人士一样获得领事探视或协助。其中最知名的案例，就是2017年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五年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他2022年刑满返台后曾公开表示，在监狱里，其他受刑人被禁止与他交谈，只要有人和他说话，就可能受到处罚；他的妻子李净瑜多年来持续奔走救援，也曾多次反映探视受到限制。事实上，由于中国司法案件缺乏透明度，目前外界也无法掌握究竟有多少台湾人在中国服刑。根据台湾民间团体统计，过去十年至少已有857名台湾人遭到强迫失踪或任意拘捕，其中包括李明哲、李孟居、杨智渊，以及出版人富察等案件。报告认为，缺乏领事保护，使台湾人在中国服刑期间更加孤立，也更难维护自身权益。法广：“最后，我想请教一个更宏观的问题。无论是国际人权标准，还是中国自己的法律，都强调保障人的尊严、禁止酷刑等原则。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法律中的这些规定，与现实之间会存在如此大的落差？” 加德纳：“我认为，这其实反映了中国整体治理方式的一个特点。中国政府希望向外界展现自己遵守国际人权规范、重视人权，因此，无论是在法律还是官方宣传中，都能看到"保障人权""维护人格尊严"等表述。但是，我认为，我们绝不能因此产生一种误解。仅仅因为一项权利被写进法律，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会得到落实。事实上，中国宪法同样写着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这些规定都真实存在。然而，一旦这些权利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利益或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真正占上风的永远是后者。换句话说，只要某项自由或权利被认为可能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意识形态，它就不会得到真正保障。因此，在中国，法律的规定并不必然意味着现实中的保障。我认为，这是理解中国法律体系与现实之间巨大落差的关键所在。” 保护卫士的这份报告，试图透过数十名前受刑人的证词，拼凑中国监狱内部的真实样貌。尽管受限于监狱系统缺乏透明度，许多细节仍然难以独立查证，但对于一个可能拥有全球最大服刑人口的国家而言，这些来自亲历者的声音，仍为外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 *更多调查细节和完整报告，可点击此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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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id the council decide on item 42?” — answered with the speaker and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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