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周，一起11岁国中生莉安娜（Lyhanna）被强姦并遇害的案件震撼法国社会。嫌犯杰罗姆·巴雷拉（Jérôme Barella）曾涉及多起未成年人强姦案，但在莉安娜失踪前，他从未被警方传唤或审问。这起案件引发的不只是悲愤，更是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反思。“莉安娜案”是否再次证明，法国社会仍未摆脱男性中心主义的桎梏？在父权体系下，儿童和女性的身体自主权为何总是被轻视？我们邀请到专研性别与社会结构的法国教育学博士克劳德·雷诺顿-勒皮讷(Claude Renoton-Lépine) 一起探讨这个问题。数据显示，法国每三分钟就有一名儿童成为乱伦、强奸或性侵犯的受害者。成年人中，16%的法国人曾在童年遭受性侵害，其中80%是女性。而针对女性的暴力同样触目惊心：2021年，法国每2分30秒就发生一起强奸或强奸未遂案件，18至74岁女性中有至少21万人在一年内遭受此类暴力。法国社会新闻也时常出现有关女性与儿童受性暴力的报导，比如2024引发舆论反弹的吉塞勒·佩利科特遭大规模迷奸案(Affaire des viols de Mazan)。面对这些数据和频发的性暴力案件，许多女权主义活动家和组织质疑：法国社会仍未摆脱根深蒂固的父权结构和男性中心主义? 法广：“莉安娜案”是否揭示了法国在儿童保护与性暴力治理方面的结构性问题？勒皮讷：对妇女与儿童的暴力问题，被口头上说成优先事项，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政府没有投入额外资源；司法系统已经处于最低限度运作；警方与宪兵体系的工作人员，无论男女，都缺乏处理此类投诉的培训，同时也已不堪重负。同时，无论是法官还是警察，都必须接受专门培训来处理这类案件，而不能依赖过时的刻板印象。而要让孩子开口并表达出来，需要让他们感到安全并建立信任、学会倾听他们，並配备善意的倾听者、儿童专业人士、心理学家等，但司法系统目前远远不足。总统马克龙已经宣布不会增加额外资源，司法部长则要求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审查全国36个法院中7万起案件的进展，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每个案件只花3分钟处理，并放弃所有其他正在进行的案件！这难道不是对儿童的嘲弄吗？比如在巴黎课后活动中心性侵案件中，一名主要施害者在面对9名儿童的指控后仍被无罪释放。儿童社会福利系统因预算不足、人手短缺、缺乏培训与收养家庭而严重衰败；教育系统不断削减预算与岗位；贝塔拉姆案件（Affaire Bétharram）也引发激烈争议。所有这些，都是由主要由男性掌权者（共和国总统、总理、内政部长、司法部长、教育部长等）制定并执行的政策，对象却是儿童。这些事实揭示了儿童在社会中被赋予的低优先级。法广：尽管女性权利不断取得进步，且在“MeToo”运动推动下，受害者发声日益受到关注，性别暴力和性暴力为何依然持续存在？勒皮讷：#MeToo只是一个“扩音器”。它终于让遭受暴力的女性得以发声，并不再害怕揭露。它帮助我们看见暴力的规模。但现实结果是什么？往往只有当受害者是知名女性时，对一位受欢迎歌手的指控才会被认真对待。而周围的人其实早已知情。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某些著名记者、纪录片作家出身并后来成为部长的人身上——这里只举这些例子。要改革一个建立在几个世纪“既定性别差异”基础上的体系并不容易。例如那些刻板观念：女性温柔，男性具有攻击性；女性擅长语言、爱说话；男性擅长数学、具有科学思维…… 但现实是越来越多女性担任部长或公共机构、企业等重要职位。女性也已经获得对自己身体的权利：堕胎与避孕权（但这些权利仍需持续捍卫）。女性一直在工作，但照护家庭与他人的劳动仍未被真正视为“工作”。她们仍然收入较低，并承担主要的“心理负担”（照顾孩子与家庭规划）。女性生育率的变化也许可以作为社会转变的一个指标。如今，女性越来越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体，不再愿意牺牲自我。社会应当支持这种解放，而不是试图倒退，幻想回到过去——一些社会运动正试图这样做。这种倒退幻想，是某些男性对其特权身份执着的结果，他们无法改变自身身份认同。而女性则逐渐将自身性别身份理解为与男性互补。 “解构”（déconstruction）并不是摧毁一切，而是改变并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乐观的一面是：民间社会整体比国家机构更为进步，而后者才是制定政策、分配预算的权力中心。法广：为什么受害者的声音，尤其是女性和儿童的声音，至今仍然难以被倾听、相信和认可？勒皮讷：我们不能回避男性支配与成人支配的现实。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受害者的声音是被很好听见的。不过最常被忽视的，是女性、儿童、贫困者、以及被种族化群体的声音——即被视为“被支配者”的群体。听见他们的声音，就意味着必须承认这些由支配关系产生的歧视。也意味着必须承认暴力不仅来自直接施害者。这些施害者往往只是越界使用了既有的特权……或者只是“被抓到了”。甚至可以说，他们之所以被惩罚，正是因为如此。当机构及其代表对受害者的声音充耳不闻时，他们实际上是在维护自身所处的支配结构。正如法国有句俗话：“没有人会锯掉自己坐著的树枝。” 换句话说，他们不会主动削弱自己所受益的既有权力结构。于是就只剩“惩罚个体”，然后各自撇清责任，一切回到原点。他们不愿建立机制与资源去改变现状，例如与受害者和施害者共同工作，去“解构并重建”一个更自由的社会。法广：成年人与儿童之间的权力差异，会对儿童性暴力受害者的发声与求助造成哪些影响？勒皮讷：面对被“幼儿化”、处于弱势、缺乏自主能力的儿童（法律上甚至被视为“无行为能力者”），成年人同时具备对他们拥有权威、可以单方面为他们做决定，而无需协商並往往还是他们情感依附的对象：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扩大家庭等。最近，一位童年时期遭受性侵的女性曾告诉我： “如果我当时接受了那些让我觉得恶心的要求，是因为我爱他，像孩子那样无条件地爱。拒绝意味着可能失去这份爱。他还告诉我不能说出去，否则他会有麻烦，所以我什么都没说。” 三十年后，真相揭露震动了家庭，但并未彻底撕裂家庭关系——因为太迟了。她已不再是那个小女孩，而施害者否认事实，也未道歉。甚至在受害者一方出现“反对声音”，有人淡化事实。尽管父母最终选择相信她，但为时已晚。这是支配者压制受害者的典型策略：让其沉默，并将其推回无声与痛苦之中。由于人类出生时的高度依赖性，儿童必须依附于情感与生存照护，否则无法存活。而这种依附关系可能被滥用。社会没有为儿童提供逃离路径，因为它将照护责任主要交给家庭，尤其是父亲，以换取其内部权威。这种结构本身就可能滋生暴力。任何权力，如果缺乏制衡，都可能滑向滥用。这正是民主制度中“制衡机制”的核心原则。虽然法律已经将“父权”转为“亲权”，但儿童仍然没有真正的自主权与行动能力。在缺乏行动自由的情况下，儿童几乎没有任何权力，只能任凭成年人如何对待自己。法广：面对性暴力问题，情感与性教育可以发挥哪些作用？勒皮讷：情感与性教育确实是一个重要工具。它是一种政治性杠杆，用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支配结构。然而，这项教育的推动规模远未达到其迫切需求：既缺乏真正投入的资源，也缺乏足够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来推行，而且至今仍未能在各地全面落实。一切仍然归结为“预算问题”。然而，同一体系却能为企业拨出2110亿欧元，而公共赤字为1520亿欧元。如果没有为儿童投入资源，那就是政治选择。反对情感与性教育的人不断编造各种谣言来攻击它，反而恰恰说明它是有效的——甚至可能让他们感到威胁。通过教育，儿童开始认识自己的身体，并开始表达。教育的影响不仅作用于被教育者，也影响教育者本身，因为他们也需要接受培训。这种影响还会扩散到整个环境，包括家长。这种变化并非理想化幻想。我们已经看到，情感与性教育正在产生影响，#MeToo 运动也是如此。社会正在改变，人们的意识正在逐渐觉醒。人们为莉安娜案走上街头，也因贝塔拉姆事件而感到愤怒。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其国家机器庞大而复杂，要推动它改变并不容易，尤其当其官僚体系和决策者本身对改变抱持抗拒态度时，更是如此。然而，我们仍应相信，公民社会终将推动这部庞大的国家机器发生改变——而且，这个过程其实已经展开。勒皮讷博士长期关注青少年的性别认同建构问题，著有《少女面对性别议题的身份认同建构》（La construction identitaire des adolescentes face au genre，2012）和《与性别角力的少女》（Des adolescentes aux prises avec le genre，2016），并创作了多部以女性视角书写的网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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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id the council decide on item 42?” — answered with the speaker and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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