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又迎来一个年头。香港维园的烛光虽已熄灭多年，但许多人心中的烛光仍在闪亮。像往年一样，活跃在海外的各方民主志士，再次汇集一堂，追忆历史，缅怀逝者，要求还原真相。在欧洲，受到海外多个民运组织支持的两家十分活跃的民间组织-德国的“欧洲之声”和中国民主党英国总部，今年再次发起纪念六四的两场活动。第一场活动以网络视频方式举行；第二场活动则将会场安排在英国伦敦，吸引了欧洲和全球多方关注民主的人士参与。今次纪念八九-六四活动的主办人之一，“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介绍了两场纪念活动的情况。法广：首先请您简要地介绍一下今年纪念六四两场活动的大致情况。廖天琪：跟往年一样，今年全球各地都有大规模的纪念六四活动，从台湾、日本到澳洲，从北美到欧洲，许多大城市都有华人组织的悼念集会。由于六月四日这一天，大家都在忙于发动自家组织的活动，无法分身，所以「欧洲之声」会同中国民主党英国总部和民主中国阵线于6月2日就提前举办了网络上的国际性纪念会议，邀请到各大洲的民运人士、学者、各民族的代表来参会、发言。如魏京生、王丹、王军涛、吾尔开希；学者如林培瑞、胡平、严家祺、万润南，台湾驻柏林的代表謝志偉教授；还有维族的热比娅、西藏的格桑坚赞、蒙古的席海明以及宗教组织和一些西方的记者和人权活动家。由于发言的嘉宾众多，我们无法安排所有人有发言的机会，因此也同时开放YouTube直接转播，让感兴趣的人，至少能在网上同步观看。另外，由于英国的民运十分活跃生动，每次活动参与的人数也众多，所以今年六月四日，我们在伦敦亦举办现场会议，上午请来自欧洲各地的嘉宾们如法国的汉学家侯芷明Marie Holzman教授，伦敦北区基督教大主教Costa Evangelou, 英国议会人权委员会的Benedict Rogers和中国民主党伦敦总部负责人王冠儒、黄华及独立中文笔会会长马建等，他们将分别从个人的角度来发表对六四事件进行追忆和陈述看法，并与听众们进行交流讨论。下午我们邀请不能亲自到会的人士在网上发言。中间还穿插了一位英国女诗人Sarah Lawson朗读她当年写的关于天安门的诗。黄昏时分，所有与会者将集结到中共大使馆前去呼口号、举旗帜进行抗议活动，此活动将持续到晚间，意思是让烛光照亮真相，光明驱赶黑暗。法广：天安门事件已送走了36个年头，作为海外的民运人士，你们坚持不懈地每年举办纪念活动意义何在？廖天琪：前不久，欧洲国家在5月8日那天，十分隆重地举行纪念二战终结的日子。特别是罪魁祸首的德国，朝野都举办非常庞大而严肃的追忆仪式。「记忆文化」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是非常重要的。犯罪者必须真诚忏悔、赔罪、赔偿、检讨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公布真相。这一点德国做得很好，直到今天离纳粹1933年上台都将近一百年了，德国人还在继续研究当年为何有这样的历史性悲剧发生。我们看看中共从1949年夺取政权以来，犯下的「反人类罪」简直罄竹难书，中国人无辜受难被杀、被关押、被流放，其人数达到数千万，比二十世纪全世界两次大战死伤的人数还多。这个当年被苏共扶植起来的党，已经百岁，统治中国也超过四分之三世纪了，它对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过检讨吗？远的不说，就说36年前的天安门屠杀吧，至今全世界都有文字、摄像、纪录片和卫星照片把当时解放军现场开枪、坦克碾压人群的景象如实地记录下来，真相已经十分明晰，但是作案犯罪的中共党却始终不承认，连当时最需要负责人的几个凶手罪犯邓小平、李鹏、杨尚昆等人不但没有受到制裁处分，还被当成「功臣」追捧，反而是站在正义一边的赵紫阳总书记被打入冷宫冷处理，最后郁郁寡欢孤独地死去。这段颠倒黑白、践踏人性的残酷事件竟然被普通中国百姓容忍并接受了，老一辈很多人说他们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年轻一辈的根本难以接触跟这段史实有关地的信息。那么，我们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何况是民运分子，但凡有点良知、人性，我们怎么能保持沉默？我们纪念，不仅是「不容忘记」，也更是要唤醒更多的中国人来检视自己国家那段耻辱的历史，来进行民族灵魂的清洗，否则这个国家将永远背负这个十字架，在道德和精神上的污点永远摆脱不掉。法广：随着天安门学运而诞生的海外民运组织，如今面临怎样的挑战？廖天琪：古今中外有无数的民族、皇室、个人因政治或宗教原因被迫走向流亡之路。犹太人千百年来流亡、迁徒、被驱赶、杀戮，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于1948年重新建国以色列；满清入主中原，郑成功流亡到台湾，撑起「反清复明」的旗帜，最后客死他乡；伊朗国王巴拉维1979年在伊斯兰革命中被推翻，流亡至埃及，并死在那里。他的儿子继续在流亡中撑著王室的旗帜，如今流落在美国。达赖喇嘛1959年被迫离开家乡流亡印度至今。德国文豪汤玛士-曼，俄罗斯革命家、政治家托洛斯基，以及最为神秘传奇的「世界革命」家切-格瓦拉等都是二十世纪世界著名的流亡人士。综观这些例子，流亡是迫不得已、为保存自身的信念、权力（利）和生存权的一种方式。海外民运也是在集权政府血腥镇压下催生出来的，如今流亡在世界各地的民运人士坚持了数十年，原先就如刘宾雁先生所说，大家抱着专制政权很快会垮台，中国民主化了，大家就能返乡任职，继续生活。如今年复一年，形势朝着逆向发展，中共一党专政政权更为牢固，不但在科技领域迎头赶上欧美工业国家，并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制造的商品占领世界市场，中国老百姓经过三十多年的刻苦拼博，使得国家跻身发达国家，国际地位提升，能直接跟超级大国美国叫板抗衡。海外民运不论从人数、资源上来说，有先天不足的缺点，在早期还能在道德和理念上占有优势，民运人士一般是人们眼中勇于对抗专制政府的民主斗士，但是这些流亡人士乍到国外，必须克服语言文化的障碍，还得自力更生，为自己打下物质生活的基础，在行有余力时，才能分身来投身继绝存亡的民主救国大业。时间一长，大浪淘沙，这个队伍里所剩下的、具有优秀品质和领导能力的人就不多了。相反地，中间夹杂着不少双面间谍、投机分子，民运的声誉受到极大的打击。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海外民运这支队伍虽然看似微弱，但是它必须有着「四两拨千斤」的积极信念，努力发展新的、年轻的队友，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优秀的人才随着时间会涌现成为下一代的接班人，民运队伍扮演「反对派」的角色，由于是自愿的民间组织，我们可以充分发挥言论、宣传的力量，在国际舆论中造势，填补国内没有舆论空间的空缺，来对专制政权施压。法广：最后请您谈谈，36年后的今天，反思八九-六四这段历史，您有着怎样的感触？廖天琪：36年过去，许多当时的参与者都老成凋谢了。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写了一篇「六四祭文」，当年她19岁的儿子死于解放军的子弹，作为难属，这位今年87岁的北京母亲，至今还在伸冤。明明是人证物证都有的国家犯罪行为，至今受害者还在煎熬之中喊冤，这是怎样的国家，怎样的法制，怎样的天理？前面我提到西方强调的「记忆文化」，这是犯罪者应当自省忏悔、检讨反思的文化，它跟基督教的道统和原罪观念有着某种传承。中国本来拥有古老的文明，可叹传统文化里的礼义廉耻全都被当代中共的无产阶级斗争文化打翻在地，丢进粪坑了，但是百年老店的中共是不能把两千年的文明礼教泯灭干净的。个人的犯罪行为要受到法律制裁，一个政府绑架了法律犯下屠杀人民、挑起人民内斗，制造民族间仇恨，那该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为这个恶性政权送终，建立新的制度，选出良性政府。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生活逐渐进入小康，衣食无忧，即便个人的一些基本权利，如在宗教、言论、集会结社方面受到局限或压制，也不致于会揭竿起义。然而，如今资讯传播快而广，获得知情权、受过教育的人不再满足于个人的温饱，会进一步要求法制得以彰显，社会的公正得以保障。近年来大陆一些群体抗议活动，参与者不是出于维护个人利益，而是抗议政府滥权造成的人道灾难。像铁链女事件、乌鲁木齐大火引发的白纸运动都是民众觉醒的例证。这些现象跟八九民运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二战结束后，美军在德国的占领区，组织德国人民去参观纳粹集中营，让他们亲自去看焚尸炉、看万人坑，这种良知的冲击，唤醒了人们的负罪感，清洗了群体心灵的污秽，产生一种正能量。回顾六四那段历史是痛苦而屈辱的，但是想想天安门广场上那些勇敢的市民、那些绝食的学生、那些送水送食物的男女老少、卧轨卧街拦阻军车的老太太、青年人和骑着三轮把伤亡者拉到医院的普通民众。那种人性的光辉并没有熄灭，它是超越时空的，我深信公理自在人心，良知和人性不是暴力所能抹杀的。六四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壮丽庄严的诗篇，它代表我们的民族魂，我们永志不忘，并从其中汲取绵绵不绝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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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id the council decide on item 42?” — answered with the speaker and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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