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这个词近两年却听得越来越多。不仅年轻人趋之若鹜，也成了丈母娘选女婿的首要标准，相亲首先问的不再是房和车，而是“是不是体制内？是不是公务员？”。大学生选择专业或者规划职业生涯时，也都倾向于考公上岸。“体制”是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体系，十几亿中国人，除了按地域、民族划分，还可以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国际友人要理解，颇费一番功夫。但“体制”到底是什么？如何理解“体制”？金融行业，特别是银行业，这几十年来和“体制”又是什么关系？发生了那些有趣的变化？请听本期故事。·时间戳·00:03:51 “体制”内外概念的演变00:14:05银行业与“体制”的复杂关系00:18:49“福利分房”就是和“体制”密切相关的一段历史00:31:39福利分房时代会发生一些奇怪的现象00:45:40 一个经济学视角：资源分配与供需挑战·文字稿·00:03:51 “体制”内外概念的演变所谓的"体制内"和"体制外"，其实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概念。虽然这一管理理念（或“情结”）由来已久，可追溯到科举制度——科举取士的官员，是体制内人士。改革开放前，经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城市里，除了国家机关，其他的企事业单位基本都是国有或集体所有，都属于“体制内”。我们通常理解的“体制内”，就是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有“单位”照顾的地方，从生活到工作，“单位”都包揽安排。进入一个“单位”，你就有了特定身份，各个级别都有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待遇，比如机关干部或国企工人。这个身份从工作第一天，就和你、你的生活和家庭生活分不开了——从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退休、甚至开追悼会都由单位负责——社会主义制度下，生老病死都由国家负担，这被视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制内”就像一个庞大的体系，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里很少有所谓"体制外"的人。少数例外包括家庭妇女，或者小商小贩，比如老虎灶、修伞、磨刀等。到文革时期，这些人已经很少了，大多年纪较大。农民虽然在人民公社中是“集体”，但待遇与城里人不同，农民兄弟羡慕城里人，认为城里人是"吃皇粮的"，不需要自己种粮，也不需要交公粮。改革开放后，经济逐渐活跃，允许了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存在。虽然人们仍习惯称呼"单位"，但其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除了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也有了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新的“单位”。随着国企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体制外人群逐渐增多，甚至一度占据主流。然而，近年来年轻人又开始青睐体制内工作，似乎印证了“体制内”才是中国管理体系的主脉络。到现在，“体制内”主要指国家管理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包括部分集体企业），而“体制外”则指私营企业或非国有企业。相比之下，香港等地的公务员体系虽然也存在，但范围较小，主要限于公务员和教师等群体。而在中国大陆，由于国有企业规模庞大，体制内群体庞大且影响力强。此外，由于历史渊源，许多人（尤其是北方和西北地区）仍然认为体制内工作才是"正经工作"，这种观念甚至影响到就业统计。即便是在知名民企工作、或成为网红主播，有些人仍可能认为自己"没工作"。中国“体制内外”概念在社会认知中的影响可谓深刻。00:14:05银行业与“体制”的复杂关系中国银行业的体制内外定位呈现出独特而复杂的状态，经历了一个从体制内到试图完全市场化，再到如今“半体制内、半体制外”状态的演变过程。历史上，银行曾被视为事业单位，甚至是国家干部的一部分。例如，八十年代银行员工的证件可以进省政府，省政府开会也会叫银行的人参加。虽然现在强调银行是企业，但在许多官员的观念中，银行仍然具有特殊地位。“体制内”本身就存在层级差异，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员工就被视为不同等级的体制内人员。而银行，则处于一种更加模糊的状态。政府部门的人可能不认为银行的处长算是处级干部，但国企的干部序列曾经和政府部门分开过，现在国企干部也可能调到政府部门任职，那就属于公务员序列了。目前，中国银行业的体制属性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19家民营银行显然属于体制外。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大多是国有资本为主，他们的领导层和部分员工是党管干部，属于体制内，但大部分员工是市场化招聘的，属于体制外。以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为例，他们的董事长、行长以及总行领导班子可能是体制内的，但其他大部分员工，包括管理人员，都是市场化招聘的，属于体制外。即使是社会招聘的行长，也属于体制外。00:18:49“福利分房”就是和“体制”密切相关的一段历史如果要简单粗暴地描述中国经济体制在过去三十年来的变迁，拿房地产行业举例最有代表性：1998年之前，我们实行福利分房制度。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后，可以在市场上买房了，也就是房屋私有化。当时，整个社会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希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性作用，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计划分配。请记住1998年然而，由于市场化转型过猛，2003年左右，房地产开发商数量大幅增长，市场过热，泡沫迅速膨胀。为了抑制泡沫，2020年前后，中国政府推出了“三道红线”政策，开始收紧房地产市场。最近，政府又大力提倡提供廉租房、低成本住房，并在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到2025年，25%的住房都要是廉租房或低成本住房。开始有声音：是不是又要回到1998年之前的福利分房制度了呢？住房制度的变迁，也涉及到中国经济制度的改革。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很难用国外的经验来分析，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统计分析，也很难找到规律。一切要从解放后的福利分房制度说起。解放初期，政府没收了国民党政府、官员、战犯以及一些外国人的房产，包括商业办公楼和住宅楼，收归国有后，一部分出租给个人，一部分由单位分配给职工居住。到了文革时期，住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有些房子是租的房管所的，有些是租的企业的，来源五花八门。由于住房紧张，五六十年代建造的房子很快就不够住了。于是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开始新建一些房子，有些是单位建造的，有些是国家建造，但都是公房，用来出租，个人没有所有权。比如上海的很多“新村”。但这些房子的质量很差，地板是预制板，砖是空心的泥渣砖，都是为了节约建材。这些房子都需要分配。为了分到好房子，人们开始想方设法找关系、开后门。分配住房时，要考虑家庭人口。一家四口以下是小户，最多只能分到十八、二十平方米；五口以上是大户，可以分到二十到三十平方米。比如当时的杭州，住房分配是按房间数量来算的，厅级干部可以分到三室一厅，处级干部可以分到两室一厅。而上海则是按人均面积来计算。这种福利分房制度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它不是市场行为，每个单位都没有能力自己造房子，只能依靠政府或企业。企业造房子还要受财务制度的约束，并不是想造就能造的，需要层层报批。其次，福利分房制度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到文革后期，特别是八、九十年代，大量年轻人进入结婚年龄，住房需求激增，但福利分房制度难以满足需求，导致很多人面临住房困难，甚至引发家庭矛盾。为解决住房问题，一些大型企业在八、九十年代开始想方设法，甚至钻财务制度漏洞，自己筹集资金建造职工宿舍，以满足员工，特别是年轻员工的结婚需求。当时，北京市政府在北三环建造了六栋青年公寓，为很多在北京工作但没有住房的年轻人提供了结婚的住所。这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切都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仅靠福利分房，不可能解决住房问题。直到1998年，中国开始实行住房制度改革，推行商品房制度。当时大家都对商品房抱有美好的想象，认为商品房可以解决所有人的住房问题，让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收入水平自由选择住房。然而，当时并没有考虑到商品房制度下，底层收入人群如何解决住房问题。结果，住房一下子全部市场化，带来了很多弊端。比如，为了快速满足人们的住房需求，加快房地产投资，中国在预售制度上出现了偏差，没有学习到香港真正的预售制度，而是变成了希望通过购房者的预付款来解决资金问题的“变形预售制度”。00:31:39福利分房时代会发生一些奇怪的现象房子不能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买卖，只能等着单位分配。然而僧多粥少，往往等上好几年也等不来一个指标。于是生生创造出了一个市场——换房市场。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以前可是著名的"换房角"。当时，各区的房管所门口都是换房市场。在上海的街头巷尾，经常可以看到电线杆上贴着的小纸条，详细描述着房源信息和换房需求。有的人为了工作地点方便而换房，有的是因家庭矛盾想把大房子换成两个小房子，还有的是为了让两个儿子结婚而将一套大房换成两套小房。这种换房活动可谓是一门技术活，比现在投资股票、基金还要深入研究。中国人的"门缝精神"令人佩服。即便在被动分房的情况下，也能创造出一个换房市场，形成了独特的交易手段和策略。这种做法虽然是无奈之举，却也展现了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在那个年代，银行也面临着为员工解决住房问题的压力。领导需要想方设法筹措资金、寻找土地来建造宿舍。而一旦有了房源，如何分配又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为了保证公平，单位会制定一套详细的打分系统。这个打分系统考虑了多方面因素，如工龄、行龄（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职级、获奖情况等。工龄和行龄的计算方式也有所不同，比如工龄一年一分，行龄一年三分。不同级别的奖项也有相应的加分。根据最终得分排名，员工按顺序选房。这个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争议，有时甚至会发生员工临时拿出老旧奖状来加分的情况。在经营部门，如银行的营业部或国际业务部，领导也会尝试为员工解决住房问题。但这又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在普通员工和业务骨干之间平衡分房。有些部门会倾向于向业务骨干倾斜，但这又可能引起年长员工的不满。分房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往往会引发激烈争论，甚至导致员工情绪激动、拍桌子等过激行为。这种福利分房制度给企业管理带来了额外的负担。不仅要考虑员工管理，还要处理房产相关的政策申请和风险。因此，当商品分房政策出台时，很多人表示支持，认为住房问题应该由市场解决，而不应该成为单位的负担。这一变革标志着中国住房制度的重大转型，也反映了社会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00:45:40 一个经济学视角：资源分配与供需挑战人类经济两大难题：一个是如何把蛋糕做大，一个是如何把蛋糕分好。相比之下，分蛋糕的难度更大。这段历史映射出一个深刻的经济学道理：做蛋糕、分蛋糕的背后，有着和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问题一样的逻辑线，它们各有各的弊端和后果。在福利分房时代，根本问题是供给无法满足需求，资源极度紧缺，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美国也曾经历过供应无法满足需求的时期。在人类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有些需求确实无法得到满足，例如婴儿潮。婴儿潮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共同问题，它是人类自然增长带来的自然问题。当年美国婴儿潮时期，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记得曾读过一篇论文，认为美国70年代高通胀的根本原因不是海湾石油战争或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而是婴儿潮。因为70年代大量婴儿潮一代进入青年时期，他们要买冰箱、电视等各种商品，消费欲望高涨，导致物价上涨。需求突然扩大才是主要原因。在人类自然条件的限制下，人口学上的变化会导致经济生产资源无法承担。福利分房也是类似情况，当时的婴儿潮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即使算上解放前的房子，单位也无力为所有员工提供住房。在这种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许多问题，例如增加政府和企业的负担，以及各种不公平现象甚至腐败问题。尤其是在房子紧张的单位，并非所有单位都能建造家属楼，很多单位都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寻找土地建造宿舍。房屋分配也是一个难题。为了保证公平，单位会制定一套复杂的打分系统，考虑工龄、行龄、职级、获奖情况等因素。这种分配方式看似公平，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引发了许多矛盾和纠纷，甚至出现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的行为。造房子也带来新的问题，因为房屋供应不可能平稳，只能是一批一批地建，或者正好有一批房源才能进行分配，分配完就没有了。这导致了突击结婚、假离婚等现象，人们为了赶上分房的机会，想尽办法。所以供不应求是一方面，供应方式也会带来问题。美国是市场化，结果是物价上涨；而当时中国物价受到控制，但供应方式不同，导致的是一系列社会问题。市场化和非市场化都有问题。资源不足和资源过剩都会带来问题。最终，中国放开了住房市场，导致房价高涨。虽然高房价也让人痛苦，但与福利分房相比，似乎痛苦还是少了一些。— End —专辑主播｜刘晓春肖小跑编辑 | 坛子互动方式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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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id the council decide on item 42?” — answered with the speaker and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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