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週財經聚焦一、美國租車巨擘Hertz下訂10萬台Tesla，利多消息助攻下，Tesla股價飆破1,000美元，帶動市值突破1兆美元，Morgan Stanley隨即將其目標價格調升至1,200美元。該怎麼解讀這家疫情期間驚奇企業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國際媒體相關報導 ●BBC：〈Tesla surpasses $1 trillion valuation after Hertz order〉(赫茲下單後，特斯拉估值突破1萬億美元) ●Reuters路透社：〈Tesla zooms past $1 trillion market cap on bet that the EV future is now〉(特斯拉押注電動汽車的未來就在眼前，市值超過1兆美元) ●FT：〈Trillion-dollar Tesla has redefined what carmaking means〉(1兆美元的特斯拉，重新定義了汽車製造的意義) 分析解讀 Hertz宣佈向Tesla訂購10萬台電動車，這是電動車史上最大一筆訂單，合約價值逾40億美元，這大幅提振投資人對於電動車的信心，令特斯拉股價狂飆、市值突破1兆美元，也讓它成為了美國第五家躋身兆元俱樂部企業，與Big5的Apple、Amazon、MSFT、Google的母公司Alphabet齊名。 Elon Musk更是身家暴漲，個人財產淨值升至2,970億美元，超越Toyota整個公司的市值。但他也透露「市值因Hertz採購而攀高是奇怪的事」，因為「Tesla目前面臨的是產能提升而非需求問題。」可見資金追逐的不是它的財務表現，而是想像空間。不過它的財務表現其實不錯。Tesla 預估2030年時每年電動車銷量上看810萬台，高於先前預測的580萬台，這意味著：該公司電動車銷量每年成長28％。特斯拉去年銷量約50萬台，今年推估交車90萬台。除了銷量成績外，特斯拉的自駕軟體業務與保險、電池供應等服務，也讓它成為電動車業界「冠軍」。回首來時路：2020年6月，Tesla才剛剛超越Toyota成為全球市值最大車廠，它的股價就一飛衝天；接著標準普爾（Standard＆ Poor's）於年底宣佈，將特斯拉納入S＆P 500的成分股之列。2021年1月7日，成為美國市值第5大上市企業，排在Facebook之前，僅次於蘋果、微軟、亞馬遜、Google母公司Alphabet之後。曾經，長達數十年間，汽車市場、供應鏈架構基本上都是由Volkswagen、豐田、Ford、雙B這些傳統車廠主導；直到特斯拉在2003年成立、2008年Musk就任執行長之後，汽車業生態才有所改變，特斯拉也成為美國近90年來，唯一新興並實現量產的年輕汽車品牌。有別於傳統車廠在發展電動車時，是建立在燃油車生產經驗的基礎上，特斯拉的電動車是完全從零開始，既是挑戰，也是優勢。特斯拉的崛起，除了與環保趨勢有關之外，科技創新也是重要原因。首先是電池技術的突破。電動車的成本約3~4成，像是在2017年，特斯拉就與Panasonic（松下）合資在美國內華達州建造超級電池工廠（Gigafactory），開始生產密度更高、價格更便宜的鋰電池。然而，目前特斯拉車輛使用的鋰電池，主要來自Panasonic、LG及寧德時代等業者，即使所有供應商都開出最大產能，特斯拉仍認為2022年將面臨嚴重的電池供貨短缺。為此，特斯拉已著手研發和自產電池，在2020年起陸續遞交許多電池專利申請，包括降低成本，並讓電池更耐久的電解液添加劑，以及鎳鈷錳（NCA）電極合成、新型電池配置設計等技術。其次是善用軟體服務，以及發表自家研發的自駕車晶片，並宣佈將全面導入新生產的車型。而像FSD（Full Self Driving）這樣的軟體服務，也成為特斯拉的重要營收來源。特斯拉預計在2021年初，推出FSD訂閱制服務，有別於以往一次買斷的模式，訂閱制能讓更多車主以較低的門檻體驗FSD功能。這樣的商業模式，有點類似蘋果（Apple）在銷售出iPhone、iPad等硬體設備後，再持續透過App Store中的軟體獲利。而且與銷售車輛、零組件這樣一次性的生意相比，軟體服務營收具有高持續性，毛利率也較高，預計可以在70％～80％左右。這也是特斯拉得以不斷降低整車售價的原因。再看2020上半年表現最「戲劇化」的Tesla，誰會想到1年前還處於風雨飄搖、眾人看衰的它，隨著電池事業的獲利、上海廠的持續量產，以及中國內需市場的偏好，股價就這樣一路走高。它成功的原因，市場上各種說法都有，有人說電動車的政策補貼功不可沒，有人說上海超級工廠的快速完工；不過我認為，如同《倫敦金融時報》說的，投資人將Tesla視為科技股而不是傳統的汽車產業，這才是最關鍵的因素。另外我也認為，所謂的「借力使力、有容乃大以及資本運作」這套組合拳，才是Elon Musk起死回生的關鍵所在。怎麼說呢？首先，中國願意幫Tesla，想當然爾是因為中國想引入Tesla，養大自己國內的電動車供應鏈。但事實上，從中國到全球各地甚至敵人，早已都是Tesla的借力對象，透過解決別人的痛點，Tesla成功地壯大了自己。對敵人開放專利，則讓Tesla把有容乃大做到了極致。為什麼開放專利？因為Tesla認為，市場做大對先行的Tesla會更有利；更多的人加入，即使不靠賣車賺錢，也有機會靠充電站與電池技術成功獲利。但真正重要的是，Tesla走出了一條與眾不同的資本運作道路。很多人看不懂，Tesla為什麼能在資本市場獲得如此高的關注。Tesla和傳統車企的資本運作截然不同，傳統車廠講求穩固、追求長線，而Tesla的資本路線更像互聯網企業，以開放的姿態容納各方資本。而照單全收的資本構成，讓Tesla在不同的市場都能和各路資本綁定，形成了自己獨有的資本運作模式。最重要的是，Tesla給我們描述的是一個不一樣的未來，這正是資本市場的最愛。在科技獨角獸掌握資本市場話語權的今天，大家可以允許企業現在的頹廢，但不能允許企業未來的渺茫。資本在Tesla身上越瘋狂，越能說明電動汽車的美好未來。資本替大家宣告了一個汽車新資本模式的到來。如果從汽車製造層面表述，Tesla現在的市值就是一個巨大的泡沫，但從另外的角度分析，Covid-19製造出來的游資，早已讓金融市場與真實經濟脫鉤，全球資本市場現在什麼都不缺，就缺能夠追求的故事。很顯然地，在這個由電動車引領風騷的產業巨大革命中，誰能學會借力使力以及有容乃大，誰就能在下一個產業革命浪潮裡踏浪前行；誰擁有說故事的資本運作能力，誰就有機會備妥軍火、轉型成功。最後，倫敦金融時報最近一篇文章，提及Tesla還有幾個與眾不同的地方。隨著COP26 的即將召開，我們也感受到了氣候變化的緊迫氣氛，而Tesla的為綠能時代而生，從能源轉型受惠最大。它也是政府補助的一大受惠者，2010年接受美國能源部一筆4.65億美元的貸款，至為關鍵。美國政府壓制耗油量大的內燃式引擎，也有助提高電動車銷售。當然更重要的是，Musk是這家電動車企業的門面，也是鞭策公司不斷成長、創新的驅動力，這讓我想起最近在玉山科技峰會大出風頭的張忠謀。Musk暢談殖民火星、力挺加密幣、拋出在人腦植入晶片等新奇的想法，贏得一大票科技迷粉絲和散戶投資人崇拜。在他們的力挺下，Tesla股票一路扶搖直上不令人意外，也讓Tesla取得另一大與眾不同的競爭優勢：籌資能力。過去三年來，Tesla四度釋股籌資逾130億美元，在資本密集產業，以最低成本取得資本，大有助益。然而，Tesla仍面臨諸多風險。首先，Tesla本業畢竟是造車，和同業一樣遭遇晶片缺貨、全球供應鏈脆弱、美中衝突的挑戰，這些都可能嚴重打擊特斯拉。此外，Tesla也日益受到主管當局放大檢視，自駕軟體尤其是關切焦點。馬斯克個人豪放不羈、常常信口開河的風格，也數度槓上美國證管會（SEC）。目前為止，Tesla靠「與眾不同」而興起，但在競爭者急起直追，和公司規模日益擴大之際，如何維持這種優勢，是特斯拉今後面臨的挑戰。二、COP26氣候峰會前夕10月30日，G 20領袖峰會將在羅馬舉行，眾所周知OECD推動的全球稅改方案，預計最快要在2023年上路。我們應該怎麼看這個變化？對台灣或台灣企業的影響又是什麼？國際媒體相關報導 ●CNN：〈Biden meets with Pope and Macron ahead of G20 summit〉(拜登在G20峰會前會見教皇和馬克宏) ●CNBC：〈G20 summit: Climate, COVID-19 and economy top agenda at Rome meet〉(G20 峰會：羅馬會議的氣候、COVID-19 和經濟首要議程) ●The Wall Street Journal華爾街日報：〈Corporate Taxes Poised to Rise After 136-Country Deal〉(在136個國家達成協議後，企業稅將增加) 分析解讀這此稅制改革的重點，是聚焦於打擊跨國企業避稅，和終止稅務天堂所帶來的稅務紛爭。根據「美國不平等政策研究所」與「美國公平稅收協會」的最新報告，正當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讓更多人成為新貧階級的同時，美國億萬富豪人數卻已經從疫情爆發前的614人，快速增至745人，他們的總財富更一舉突破5兆美元，財富淨值飆漲達70％。更誇張的是，這些億萬富豪財富增速驚人，但逃稅、避稅的手法卻是各顯神通。根據pro publica今年6月公佈的報告顯示，金融巨鱷索羅斯已連續三年未繳聯邦所得稅；同樣的，亞馬遜的貝佐斯與特斯拉的Musk，也曾多年都避開所有聯邦所得稅的稅負。其中的癥結，在於這些億萬富豪因投資股票而使財富大幅增值，但迄今卻不用繳交任何的資本利得稅。相形之下，一般大眾的固定薪資所得，卻一毛錢也逃不掉被扣繳薪資所得稅！終於，在OECD(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主導下，10月8日，包括愛爾蘭、愛沙尼亞與匈牙利都在最後一刻加入協議，總共136個國家的財政部長，達成「全球企業最低稅負」（Global Minimum Tax GMT）的協議，對年營業額超過7.5億歐元（8.66億美元）的大型跨國企業，課徵全球一致、15％的企業最低所得稅率。這是全球企業發展史上極為重要的里程碑，將會扭轉從1980年至今、長達40年各國政府的「降稅競賽」。因為在過去，各國政府為了吸引跨國企業，競相以營運中心、科創中心、或是其他各種名目，提供大型跨國企業優惠所得稅、甚至零所得稅，政府在所得稅優惠競賽中不斷調降實質企業所得稅，導致稅基流失。長達40餘年的「降稅競賽」，將因為15%GMT的全球普遍施行而告一段落。而最積極提供低稅天堂優惠的愛爾蘭等國最終加入協議，成功杜絕了漏洞，確保了15%GMT成功的前提。美國財政部長葉倫也表示，提出「確保疫後經濟復甦」、「氣候變遷與綠色經濟」以及「全球企業最低稅率」為當今全球政府與企業最重要的三大任務。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度的落實，在COVID疫情肆虐的此時特別具有意義。以我們孰悉的莫德納、BNT等新冠疫苗公司為例，美國與歐盟政府為了快速發展與取得新冠疫苗，對這些製藥公司提供超過百億美元的研發補貼，以及昂貴的冷鏈流通網路補貼，然後再以金額超過2百億美元的政府預算購買疫苗。雖然最後以「免費疫苗」的名義提供國民施打，但是商業疫苗公司卻因此獲得巨額營收與利潤，數以千億美元計算的股價增值，則落入人數甚少的股東與經理人口袋；而美國、歐盟之外的國家，還得再花費鉅資購買疫苗。最終，商業疫苗公司還在專業會計師與律師的協助下，將巨額的利潤移轉在免稅、或者超低稅率的國家。上述例子，政府對這些商業疫苗公司提供巨額財政補貼，稅金由全民負擔，舉債留給下個世代償還，股價增值利益被富有的股東攫取，而最終政府連企業所得稅都難以課徵……這是最鮮明的劫貧濟富、製造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案例。除了商業疫苗公司，谷歌、Netflix等科技巨頭的快速崛起，蓄積超越國家的政治、財政與社會影響力，早已經是眾人皆知、備受詬病的行為。歐洲政府原本規畫課徵數位稅（Digital Tax），以平衡跨國科技巨頭的力量，在拜登政府就任之後，財政部長葉倫積極遊說歐盟各國，改採全球最低企業稅負制，以136個國家集體行動來平衡科技巨頭的力量。這對於全球的經濟與社會安全，更是重要的突破。從這個角度來看，GMT的意義超越企業所得稅，而具有更高層次的經濟永續與社會安全價值。 136個國家集體完成GMT協議之後，接下來將在羅馬舉行的G20領袖峰會中確認此一協議，接著，各國會接續展開相應的所得稅制修法。領頭的美國拜登政府，必須面對陷入劇烈黨派鬥爭的國會，能否完成，現在還無從得知，不過，這是繼WTO之後最重要的全球政府一致行動，實質意義甚至超越CPTPP等跨國貿易協議。回到台灣，全球稅改恐使台灣政府喪失部分課稅權，並導致台資企業被雙重課稅，尤其台灣非OECD成員國，確實值得我們注意。全球稅改方案在獲得OECD包容性架構多數成員國的共識後，邁出一大步，但台灣因不是OECD會員國，無法參與OECD包容性架構。據瞭解，多年來台灣都積極爭取加入，但因架構公約規定，如果有課稅管轄領域隸屬另一領域，則需另一領域同意下才可以加入。從OECD的角度來看，台灣的參與必須先取得中國大陸的同意。勤業眾信就表示，「全球利潤分配稅制」與「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這兩大支柱，顛覆了全球過去五十年基於常設機構建構的課稅原則，不再是企業設在哪就由哪國課稅。如果台灣無法參與，可能分不到錢。以全球利潤分配稅制為例，只要企業合併營收達兩百億歐元（約台幣六千五百億元），無論在哪設點，只要利潤率超過10%，超過部分的25%將重新分配給貨物或服務的消費地課稅；各國能否分配到跨國企業的超額利潤，也訂有門檻。目前來看，台積電最有可能被列入全球利潤分配制適用範圍。不具名會計師說，如果台灣無法參與包容性架構，達標的台資企業的超額利潤也會讓消費國課稅，但已在台灣繳的稅又無法扣抵，恐有雙重課稅的問題。至於15%的全球企業最低稅負，按照我的估計，國內約有150個跨國企業集團受影響。但目前為止，台灣仍未看到有人討論這個議題，但我得呼籲，這是政府必須重視的問題。《經濟學人》總評這期談的當然是即將到來的COP26 締約國峰會，但經濟學人這次的封面設計，我感覺既逗趣卻又沈重。在所剩無幾的南極融冰上，我們看見三隻企鵝分別做著「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以及「非禮勿言」的動作。上面一個成語：「COP-out」(臨陣脫逃)，一語道破了經濟學人對這個氣候峰會的不抱希望。主文的標題是：「Why Glasgow will be a disappointment. And why it will nonetheless be crucial」(為什麼格拉斯哥將是一個令人失望的場域，以及為什麼它仍然至關重要) 當全球所有相關人士都聚集到了英國格拉斯哥，參加這個將於10月31日開始的 COP26 時，我們很容易誤讀整個事件的重要性。就像經濟學人在這期特別報告所闡述的，即使 COP 已經被大肆宣傳為「對氣候變化可以採取行動的最後機會」，但大氣中溫室氣體含量仍在上升，相關的氣候變暖仍在繼續。由於它的決議是基於共識的原則，這意味著，它的進度往往最後會由最不配合的國家來決定。但另外一方面，一些 COP 年會實際上還是有所作為的，就像在2015年巴黎會議上那樣，各國承諾，將自19世紀中葉以來地球溫度的上升幅度，控制在低於2°C的範圍內。格拉斯哥峰會將帶來另外一個新的承諾，那就是如何加大力度，實現巴黎協議，雖然眾所周知，這個雄心壯志成功機會不太。更重要的是，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和締約國峰會進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全球圍繞它的科學、外交、激進主義或公眾輿論所構成的這個機制，是基於一個真實事實，那就是極端氣候越來越明顯。如果我們要繼續生活在一個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為動力基礎的經濟體系中，那麼這個地球上80億人所夢想的生活狀態將無法實現。二氧化碳所累積排放的危害，最終會迅速地堆積起來，最後終將讓全球經濟發展的步伐停滯不前。 Powered by Firstory Ho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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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id the council decide on item 42?” — answered with the speaker and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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