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维民直看得心惊肉跳，脑子里显现着一个个让人根本想像不出来的场景，就好像是在一个个的噩梦之中。他无法相信这会是真的，但也同样无法认定这都是假的。莫非王国炎有意虚构了这么多故事，故意留在箱子里让你看，让你上当，让你们之间相互猜疑，相互指责，然后他在暗中哈哈大笑。绝不会。他还没有这么高的智商，能猜测到几个月以后的事情。可以肯定，王国炎的日记里透露出来的情况是这样的严重，严重得足以让这个大名鼎鼎的模范监狱的领导立即被处分、降级，甚至被撤职、判刑！虽然就仅仅这么几页，但已经足够足够了。门口一阵清点犯人的口令声，把罗维民从沉思中猛地拉了回来。怎么办？该不该把这本日记带走？罗维民脑子里在激烈地斗争着。原则上讲，这本日记你似乎无权把它悄悄拿走的，即使是犯人，他也有他应有的隐私权，这是他的权利，你无权侵犯。但如果它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大案要案的重要线索，甚至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证据，那又当如何呢？是不是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拿走它？是不是还得征求中队有关领导的意见？从程序上讲，应该征求中队领导的同意。这不仅是应该服从的规定，也是监狱管理人员必须遵守的纪律。但是，如果五中队的监管人员里面，尤其是五中队的主要监管干部里面有了怀疑对象时，再征求他们的意见，岂不是等于故意在犯罪嫌疑人面前暴露目标？或者是有意给犯罪嫌疑人走漏消息？想到这里，罗维民迅速把日记本装进随身携带的提兜里，把被子和包儿重新整好，然后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走了出去。五中队监舍的门口正在一个一个地对出工回来的犯人进行清点和登记，罗维民便走进了中队门口的谈话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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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id the council decide on item 42?” — answered with the speaker and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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