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汇聚了来自全球的1000多名代表，其中包括6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约100位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这是一个旨“通过对话促进和平” 的全球会议。然而，就在各国政要陆续抵达慕尼黑之前，年度安全报告已率先在欧洲政界与战略圈引发震动，为会议定下了凝重悲观的基调，确定了当前全球安全和政治环境中的诸多重要发展和趋势，称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破坏性的政治时期”。这份全球安全报告的主题为“正遭摧毁”。全面破坏，而非谨慎的改革和政策调整是当今的主流。现任美国政府承诺将本国从现有秩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重建一个更强大，更繁荣国家的，导致经历了80多年的建设之后，美国主导的1945年后的国际秩序如今正面临瓦解。报告引言部分勾勒出了目前世界格局，认为在许多西方社会，那些主张破坏而非渐进式变革的领导人已经崛起。他们推行破坏性政策的根源在于民众对民主制度运作的普遍失望，以及对真正有效改革的普遍不信任。 ”破坏者“代表：特朗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这个对1945年后国际秩序的塑造贡献最大的国家的总统——如今却成了破坏者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在支持者看来，华盛顿的强硬政治有望打破制度惰性，迫使各方着手解决以往陷入僵局的挑战。而批评者则担心，这种破坏性政策正在削弱国际社会应对人类最严峻挑战的能力。这种做法非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造就一个富人和权贵享有特权的世界，而非那些寄希望于变革的广大民众的福祉。特朗普只是当代政治中一种更广泛现象的最突出代表。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领导人通过承诺摧毁而非改革现有制度而崛起。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曾挥舞电锯作为竞选道具，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热衷于通过其“政府效率部”（DOGE）制造混乱，无数政客公开呼吁摧毁官僚机构、法院或国际协议。所有这些都指向同一个潜在动机：一种认为有意义的变革需要拆除而非修复的信念。将这些人联系在一起的并非一套连贯的纲领，而是共同的行动风格和逻辑。这些“破坏者”利用人们对现状普遍的失望情绪，声称自己拥有在国家和国际层面进行彻底变革的使命。他们“行动迅速，打破常规”，宁愿选择彻底摧毁而非改革，宁愿追求速度而非深思熟虑，宁愿采取象征性的破坏行为而非缓慢的制度调整。他们的吸引力似乎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愿意摧毁他们眼中那些无可救药的破败之物。民众对改革和渐进式改进的信任普遍丧失报告认为，政治领域“破坏者”的崛起或许是二十一世纪最具深远影响的趋势之一，它正将自由民主社会推向——甚至超越——其崩溃的边缘。而推动这一趋势的并非少数激进分子。社会学家卡罗琳·阿姆林格和奥利弗·纳赫特韦将这种现象描述为“破坏欲”（Zerstörungslust），它在后现代社会中日益盛行。这种破坏欲源于人们对现有治理结构（包括国内和国际治理结构）的普遍不满，以及对改革和渐进式改进的信任普遍丧失。为2026年慕尼黑安全指数收集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民众普遍对政府能否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持怀疑态度。在所有受访的七国集团（G7）国家中，认为现任政府政策将使子孙后代受益的受访者比例，远远低于预期这些政策会使子孙后代境况恶化的受访者比例。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表达了对政府的这种不信任。此外，许多人认为他们的政治体系和国际机构无力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风险——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传染病——也无法应对经济转型和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其结果是，个人和集体的无力感日益增强，民众对国家和自身塑造美好未来的能力感到悲观。美国已基本放弃“自由世界领袖”的角色 2026慕尼黑安全报告认为，1945年后秩序的第三个支柱正面临压力，这涉及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推广和自由民主国家间的合作。在战后的大部分时期，美国都以“正义力量”的形象示人，致力于传播自由民主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民主治理，并鼓励民主国家间开展广泛的合作。由此形成的自由国际秩序体现了这些自由价值观——即便常常并不完美。但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已基本放弃了“自由世界领袖”的角色。这种转变对美国的民主盟友产生了切实的影响。许多盟友对他们眼中这种不平衡且有时有悖常理的关系等级感到不安：长期的民主盟友受到公开批评，而专制领导人却受到赞扬。这种对比在对欧洲和俄罗斯的言论中尤为明显。持有两种日益不相容的世界观的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背叛了西方的“真正”含义。一些政治家，例如意大利部长会议主席，意大利总理乔治娅·梅洛尼，试图弥合这种分歧，在两种不同的西方版本之间搭建桥梁，并以“让西方再次伟大”为口号。但如今，大多数欧洲政府认为，特朗普政府支持极右翼反建制政党，旨在“在欧洲各国内部培养对欧洲当前发展轨迹的抵制”，以及其对欧盟法规（例如《数字服务法》）的干预，是对核心民主价值观和欧洲主权的攻击。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认为，西方“如今仅仅是一个地理标签，不再是维系我们团结的规范纽带”。这种疏离感反映在公众舆论中。在慕尼黑安全指数调查的所有北约成员国中，认为西方不如十年前团结的受访者比例高于认为西方比十年前更加团结的受访者比例（图 1.3）。创造性破坏还是破坏性创造？但该报告也引用一些观察人士观点认为，特朗普对国际秩序和既有伙伴关系的冲击或许也存在积极因素？提出这是“创造性破坏还是破坏性创造”这个问题。因为这种“推土机式”的政治变革可能带来新的机遇，从而构建更美好的未来。这种观点与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著名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有几分相似：即深刻的变革无法循序渐进，需要拆除根深蒂固的结构，瓦解低效的安排，并释放更新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种刻意打破既定偏好和程序的非正统做法，或许正是因为打破常规而得以成功。这种观点认为，特朗普的对抗风格打破了制度惯性，迫使各方正视那些长期以来被搁置或忽视的问题。在这种解读下，破坏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一种催化剂，它为创新扫清了障碍，尤其是在改革屡屡被证明在政治上行不通的情况下。事实上，就连特朗普的一些批评者也承认，他那种既具破坏性又富有创造性的风格确实促成了一些显著的进展。或许最引人注目的是，北约领导人担心美国退出北约，于是同意将国防开支目标设定为2035年前占GDP的5%，而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此前国防开支落后的国家甚至宣布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力求更早实现这一目标。另一些人则认为，特朗普的做法有助于为加沙停火创造空间，即便最终达成的协议与拜登政府制定的方案颇为相似。还有一些人坚持认为，他对乌克兰问题摇摆不定的政策至少迫使相关各方（至少在口头上）考虑可能的解决方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破坏性的做法并非仅仅是鲁莽，而是打破外交僵局的一种手段。报告指出，在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特朗普打破美国以往外交政策传统的前景最初也令人乐观——而且，特朗普的政策在这些国家仍然比在许多西方社会更受欢迎。从全球南方国家的角度来看，国际体系的重组带来了一系列机遇。最重要的是，华盛顿终止对欧洲的优惠待遇被视为进一步推动了“多极化”趋势，使全球竞争环境更加公平，并为更多国家提供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新机遇。同样，从全球南方国家的视角来看，持续不断的动荡给华盛顿昔日盟友带来的风险也相对较小。正如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多次指出的那样，西方所认为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角度来看，总是显得更加混乱无序，充斥着双重标准。走向广阔无垠的开放世界：后战后（混乱）秩序的兴起在破坏性政治之后逐渐显现的秩序图景，都显示出赋予强者特权的迹象——而不是那些希望破坏之后生活会得到改善的人。一些人担心，新的世界秩序将由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划分构成。西方分析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担忧，一些修正主义的非西方强权试图主导其周边地区，并将美国挤出各自的区域环境——对俄罗斯而言，这指的是东欧；对中国而言，这指的是东亚。如今，曾经的普世规则捍卫者美国似乎也在采取类似的策略。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国家安全战略中对西半球的优先考虑仅仅代表了美国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必须做出优先排序的一种新的“常识”。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该战略背后的世界观以及特朗普在美国周边地区的军事行动，不仅仅是对过于道德化的世界观的一种修正。在他们看来，这些行动体现了新的“非道德”外交政策，甚至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普京化”。批评人士指出，“国际关系应促进大国主导而非普世价值或盟友网络的观念，已从莫斯科蔓延至华盛顿。” 与此前对华强硬言论相反，美国政府似乎普遍接受新秩序将是多极化的，并承认其他大国有权在其各自的区域内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世界或许真的正在走向一种新的施密特式大空间政治，在这种政治格局下，区域霸权在其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并制定规则。正在形成的秩序蓝图并非必然。国际体系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到何种程度，取决于其他行为体的反应。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各国政府正逐渐意识到，希望并非良策。如果他们继续对破坏性的政治袖手旁观，最终很可能沦为大国政治的牺牲品——如果他们珍视的秩序很快化为废墟，也不必感到惊讶。正因如此，德国总理默茨强调，世界其他国家并非无能为力，而是有能力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事实上，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思考如何缓冲，甚至抵制特朗普政府最具破坏性的举措。报告最后指出，在如今这个破坏性政治盛行的时代，袖手旁观者时刻面临着被吞噬的风险。鉴于破坏的规模已经如此庞大，仅仅被动地、小规模地重建旧秩序已经远远不够。那些反对破坏性政治的人必须加固关键结构，制定新的、更可持续的设计方案，并成为大胆的建设者。该报告总结：事关重大，事实上，一切都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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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id the council decide on item 42?” — answered with the speaker and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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