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嘉宾 ·刘晓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原浙商银行行长杜佳峰，《上财商学评论》专栏作者，北大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后 01银行的特点、起源、分类与服务对象引言：如何看待银行业在人类历史上“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杜佳峰：借贷活动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非常早，但狭义的银行直到中世纪晚期（12世纪）才出现，但一经出现发展速度很快、发展程度高，在整个近现代人类社会活动中起核心的作用。如何看待银行业在人类历史上“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刘晓春：不能拘泥于银行（bank）的名词概念，要回归到历史事实去考察。第一，要从银行业务的本质形态借贷、货币兑换去考虑。借贷和货币兑换出现的历史是很久远的，如希腊罗马时期，地中海世界城邦之间发达的贸易会促使这些业务的产生；又如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都出现了铸币（是一种大于其金属价值的信用货币），各国之间的贸易交换也必然产生货币兑换业务。第二，只有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需求才能催生银行的产生。人不再世代束缚于某一职业，工商业不再局限于“士农工商”某类固定人的群体，只有社会阶层藩篱被打破后，当平民经济崛起，社会平民化，全社会的工商业环境开始发展。所以，工商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迫切产生了扩大再生产的需求，这也正是金融能提供的。第三，更多的人从农业中剥离，依靠劳动换取报酬，更多的人产生对商品交换的需求，也产生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杜佳峰：您从银行业务的实质、工商业发展的需求和社会分工产生商品交换的金融需求等角度，把狭义的银行（现代意义的银行）延伸到了广义银行的概念，打通了晚近人为定义的银行概念与古早事实存在的银行活动。银行的起源、分类与服务对象杜佳峰：狭义的银行产生与12世纪，13-16世纪是中世纪银行大发展时期。一般研究认为，中世纪银行的起源不是借贷业务，而是货币兑换业务。它的分类是：第一类是不合法银行——典当行，被认为是不合法的高利贷，提供小额抵押贷款，服务对象是普通民众；第二类是合法银行——钱币兑换商，之后超出换钱业务，为政商界的教会、国王、大商人提供金融服务。刘晓春：从高利贷的角度看，因为高利贷给普通百姓带来很重的负担，会造成家破人亡的社会问题，所以基督教社会、伊斯兰社会和中国古代都通过教规、政府立法等方式打压。从借贷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就有政府就向农民进行粮食借贷，以低利率保障农民能渡过青黄不接的难关。从存款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有钱庄、票号；钱庄业务是存款业务、货币兑换；票号业务是汇款业务。但它们的服务对象也是官员和富豪，钱庄的庄票是对人的资产实力的象征，如果庄票票面额度和存款数一样，这相当于“本票”；如果庄票面额大于存款，那多出部分就是授信额度，这相当于“支票”。虽然庄票、本票、支票的名称不一样，但我们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回顾中国的近代金融史。第一波是外资银行进入，它服务于外国商号，做外汇兑换、外汇兑换、国际贸易结算。第二波是华资银行的开办。中国学金融的留学生将银行概念带回中国，在上海开办了华资银行，它降低了服务对象的门槛，吸纳上海平民百姓的储蓄，同时，其贷款服务于民族资本家开办的工商业企业；华资银行的人事结构，行长主要是来自于海外留学归来的，行员多出生于钱庄。各种银行的业务原理和方式是一样的，但服务对象不同，模式不同；模式的不同主要表现在：银行的风险评估模式不同，钱庄是熟人经济，看重官位家底，华资银行更看重企业营运的业务内容。至此，银行既满足了工商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也满足了城市中的工薪阶层资产安全和增值的需要；银行开始为不同层面服务，开始为全社会服务了。银行在市中心造摩天大楼与树立可信形象。普通公司的业务是瞬间完成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或者提供服务，不需要很大的信任。但银行的业务却是长期的，需要可靠的信誉，普通百姓把钱存入银行后，钱的产权还是属于储户，钱的一段时间的使用权属于银行。储户为什么要信任银行，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托付给银行呢？那么银行就要在公众心中树立可靠的形象，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昂贵的城市中心地段，盖一座昂贵的固定资产（摩天大楼）。02中世纪银行的运营方式与组织结构中世纪银行的三种运营方式杜佳峰：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陈述中世纪银行主要运营的三种业务方式。第一种，利用教会税进行贸易。以佛罗伦萨的银行为例。银行在取得教会税收代理权之后，在伦敦开设分行，从英国的修道院和农民那里征收教会税，再拿这些钱向修道院和农民收购羊毛，把羊毛运回意大利，以较高的价格卖给城市里的毛纺织手工工场，把羊毛变回钱，最后把教会税给罗马教廷。这是一个税收变成羊毛，羊毛又变回税收的过程；英国和意大利羊毛的差价产生了利润。第二种，王室贷款。伦敦分行放贷给英国国王，为了回避高利贷问题，国王为了嘉奖银行家为王室提供的优质服务，把羊毛税和港口税奖励为意大利银行家，还恩赐给他们羊毛出口特许证。第三种，国外销售。运输羊毛的船从佛罗伦萨回到伦敦，不会空载而归，会带着意大利精致的呢绒、明矾回程，伦敦分行把这些货物在英国市场上销售，获得货款。综合这三种业务来看，中世纪银行不单纯是一家金融公司，而是一种贸易金融复合型公司，包含包税人+进出口贸易商+银行家等三种身份。刘晓春：在复合身份上，现代银行与中世纪银行有了很大的区别。我们不要拘泥于银行正宗或不正宗问题，银行是一个演化的过程，与当地的经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首先，中西国家形态的差异。西方银行大量借款给王室，还是跨国借款给外国王室；而中国没有这种现象，但这不能认为中国不如西方。西方很长时间内国家形态是城邦和分封的，而中国是大一统的；城邦和分封的国家形态，国王的开支依靠自身领地收入，而大一统政府是有从地方到中央的税收系统。其次，文化的差异。西方是家天下的概念。王室可以选择直接雇佣管家管理庄产，但要增加薪水支出，也可以选择外包，以赏赐奖励税收的方式给予实际上的利息。西方的整个国家是国王的私产。意大利银行家发挥创新精神，找到了英国王室的需求点开展业务。最后，中世纪没有工业化时代后大规模的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中世纪银行面对的金融需求主要是时间差的需求，国王为了战争临时需求资金，而把日后的税金支付。现代社会更重要的是扩大再生产的需求，所以，现代银行没有那么复杂的身份。中世纪银行的两种组织结构杜佳峰：在这一部分，我们讲述中世纪银行的两种公司组织结构：早期银行的单一实体公司、后期银行的合伙公司。第一，早期佛罗伦萨的银行组织方式——单一实体。13-14世纪的巴尔迪、佩鲁齐等银行，它们的佛罗伦萨总行和国外分行是一家公司。银行重要的职位、重要的国外分行行长多数是由家族成员担任的，少数分行行长由外人担任，不重要的分行行长是雇员。第二，后期银行的组织方式——合伙公司，如14-15世纪的美第奇银行。分行子公司和总行母公司既是独立的，又是受母公司控制的组合体。母公司为子公司提供主要资本控制合伙子公司，母公司不承担出资以外子公司的债务。最值得注意的是，每笔借贷业务都会签一份三方协议，三方是借款人、子公司和母公司，协议规定了这笔业务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出资比例，以及这笔业务产生利润的分配比例。对比两种模式。其一，单一实体模式的管理更偏向家族式，其控制性更强，这体现在佩鲁齐银行重要岗位的几乎都是家族成员，而美第奇银行只有总行长是美第奇家族的人，其余的分行行长都不是美第奇家族成员；其二，合伙公司模式的风险承担能力更强，分行行长的为了自身的投资安全，要更多地控制贷款的风险。与之对比，现代银行的组织方式又是怎样的？刘晓春：现代银行的组织结构是在这个基础上进化而来的，最早的是从家族的、独有的，之后变成合伙的。第一，契约与责任。首先，合伙模式为了界定责任，需要拟定一个协议。中国小说中就有合伙做生意的记载，既有仅同路的，也有约定共同分配盈利、承担损失的那种。西方表现出来的是合同条款的约定，中国表现出来的形式是民间习惯法的约定。其次，现代的银行与公司是有限责任的，古代大多是无限责任的。第二，监管强化与风险分担。因为金融成为经济中枢，所以监管强化了；因为监管强化了，所以风险责任的分担就不能单纯以股权结构或治理方式来定义。当然整体上是按照有限责任公司来定义，现代银行很少是国有全资，大部分都是合资的。虽然是合资银行，是有限责任公司，但国家要进行强监管，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国家也承担了风险。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美国政府也要出面来处置救市。尤其是现代社会所有人的储蓄存款都与银行挂钩，所以，一旦发生银行倒闭将影响每个人。银行从私人银行，到公共银行，再到国家的监管，社会与国家一步步用制度化方式去解决银行的风险。03中世纪银行是一门政治金融的艺术政治带给金融的红利与风险杜佳峰：在这一部分，我们先讲述政治给中世纪银行带来的正负两方面作用，接着讨论现代金融业如何把控这种政治影响。第一，政治给金融带来的红利。首先，与教廷保持友好政治关系的重要性。中世纪的银行资金不是来自于全民储蓄，而是来自于创立者出资。同时，教会是中世纪欧洲最大的地主，修道院土地属于教会的，每个农民也都要交十一税，这是一大笔钱。因此，代理教会税能极大地增大银行的资产规模。其次，贷款给英国王室与“金羊毛”的诱惑。因为当时羊毛是支撑佛罗伦萨城市主要制造业——毛纺织业不可或缺的原料，其需求量非常大；意大利各个银行“前破（产）后继”给英国国王贷款，比起羊毛税和港口税这些贷款利息，更重要的是为了获得英王颁发的“出口羊毛许可证”的诱惑。第二，政治给金融带来的风险。首先，银行的风险来自城市与教会政治立场的向背。在13世纪初，意大利银行业的头部是锡耶纳的银行。在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战争中，锡耶纳支持皇帝，于是，教廷不仅收回了代理征税权，还对锡耶纳进行绝罚（停止该城的圣事，宣布锡耶纳人为异端，号召欧洲基督教各国打击异端），结果各国政府乘机抵赖异端银行的债务，还充公了异端分行的资产，导致锡耶纳银行彻底破产。其次，王室贷款风险。1337年英法百年战争爆发，1455年玫瑰战争爆发，都导致了王室贷款坏账的发生。所以，我们综合政治带给银行的两方面影响，红利与风险并存。对金融的分析中必须加入政治系数的考量。那么现代银行是否有某种评级体系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呢？刘晓春：现代银行是存在对政治风险的评估的。从宏观上看，金融和经济都不是孤立的存在，是人类社会有机组成部分，它一定是和政治、军事，甚至是社会负面的东西相关联的。虽然，从技术上是数据与理论的分析，但放到现实中，它一定是与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和其他方方面面相关的。无论是银行金融，还是经济都是与人类生活方方面面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从12世纪现代银行起源开始，银行都是与政治相关。它们大多贷款给王室，而且与国王战争有关。进一步放大，财团和金融也是与政治挂钩的。东南亚的一些财团与政府互动，政府把某一类行业给予财团，如把面粉或糖的经营牌照发给他们；财团经营获利后，为政权提供资金支持。又如美国的经济政策，美联储主席与美国政府之间的蛛丝马迹也可以发现端倪。银行有一项国别风险。跨国经营时，银行与外国、外企打交道时，有一项国别风险，这就是对政治因素的考量。有研究建立模型去计算，但实际上很难用做到精确量化。在银行拆借中，信用额度评估过程中，既要评估对方外资银行的稳健性，也要对对象国进行国别风险评估。银行还有一项政策风险。随着经济的变化，许多经济政策会发生改变，有些产业从开始的鼓励到之后的禁止，如果银行无法预估这些政策变化，其业务也会发生风险。金融带给政治的红利与风险杜佳峰：政治金融学不能单纯讲政治对金融的影响，金融对政治也有反作用力，这一部分要讲述中世纪金融能给政治带来的正负两方面作用。第一，金融带给政治的红利。美第奇家族凭借银行财力，登上了欧洲政治舞台。前后成为佛罗伦萨统治者、罗马教皇、法国王后等。第二，金融带给政治的风险：由于银行竞争诱发的政治风险。帕齐家族银行是佛罗伦萨第二大银行，1478年帕齐阴谋很重要的诱因是帕齐银行的崛起与美第奇银行的衰落。刘晓春：总体上讲，金融对社会起资金融通的作用。从早期的时间差，提前消费；到工业化后，起到催化和扩大再生产的作用，对社会进步起非常大的作用。单纯有科技，科技的自然转化将非常缓慢，有了金融的催化，能迅速落地。金融成为现代社会的中枢，支撑着整个经济的运转。货品要顺畅流通，金融就站在中间人的角色，能够使得社会运作效率最高；反过来，它一旦发生问题对社会的破坏力也最大。金融成为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金融中枢加强流通，提高交换效率，加强资金集聚，资本积累的作用；同时，在市场配置资源过程，实际上是金融在起决定性作用，能影响哪些行业的发展速度。结论：银行业是一门政治金融的艺术杜佳峰：总结起来，中世纪银行是一门政治金融的艺术。从学科角度看，需要进行政治金融学的建设。刘晓春：就金融论金融也好，从政治看金融也好，它都不是一个真空、独立的存在。我们获得重要的经验是：金融问题不能割裂来看。很多时候金融问题的产生不是金融本身，而是其他方面政策传导过来，所以金融产生问题，不能只治疗金融，还需要找到源头，多方面同时调整。— End —作者 | 刘晓春杜佳峰编辑 | 坛子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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