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聊个既专业，又极具实操性的话题——汇率风险。近年经济虽遇挑战，但出口和出海成为少有的亮点。这波出海潮已持续四、五年，规模更大、覆盖更广。企业足迹遍布全球，产业链转移更彻底，营收、资产结构的规模开始变得可观；并购和融资越来越频繁，最近海外可转债发行的热火朝天。与2016年相比，这次出海更偏爱东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比如特别热闹的东南亚，最近因与懂王登基争分夺秒，马来西亚槟城芯片产业动作频频，开始在“预防性收购”。但一切出海活动，汇率风险都如影随形；企业头上始终悬着一块“大石头”：一次汇率波动，就能抹去整年利润。再加上特朗普再次上台，肉眼可见：汇率避险将迎来升级。怎么办呢？本期我们和一位外汇避险业界的实战专家聊聊。·本期嘉宾·Joseph刘老师，前华为外汇风险高级经理，17年制造业跨国企业总部资金管理经验，目前创业为出海企业保驾护航·时间戳和文字总结·00:09:12外汇风险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不确定性。英文里“risk”是中性词，中文翻译成“风险”就带上了消极意味。“risk”强调的是不确定性，类似中文里的“危机”，既有危险也有机遇。很多外资上市公司年报里会把“风险和机遇”放在一起讨论外汇问题，因为外汇波动可能对企业有利，也可能不利。他们会给投资者展现一个全貌，让投资者自行判断是否要承担这种外汇敞口。然而在中文语境下，媒体铺天盖地都在讲风险，似乎外汇波动就等于亏钱。但从学术概念理解，“外汇波动”对净利润和现金流的影响是中性的，可能盈利也可能亏损。企业做生意本来就是承担风险博取收益，而不是对冲所有风险。出海本身就可能为了更高的利润而主动接受风险。好的财务官应该帮助企业承担经过计算的风险，而不是完全规避，一味强调风险而错失机会。外汇风险通常分为三大类：经济风险、交易风险和折算风险。经济风险指的是宏观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比如美元加息导致全球资本追逐美元，中国企业面临FDI减少、ODI增加的压力，人民币贬值。这时企业购汇可以对冲经济风险。交易风险指的是企业赚取外汇后，兑换成本币时的汇率波动风险。出口企业通常以人民币为本位币，因此需要结汇来对冲。这两个风险哪个更重要，取决于企业的策略。很多上市公司让业务部门承担经济风险，财务部门只关注交易风险。但中国市场竞争激烈，经济风险的影响尤为突出，外汇的收益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报价和市场份额。如果企业没有想明白这一点，就可能失去竞争力。过去几年美元汇率波动较大，很多财务人员因为汇率涨跌都被老板责怪，导致他们缺乏动力去管理外汇风险。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在高层汇报时讲清楚公司面临的各种风险。最后是折算风险，也就是海外资产在报表合并时的汇兑损益。以前中国企业出海规模小，折算风险不大。但现在随着工厂、产能和研发等出海，固定资产规模增大，折算风险也越来越值得关注。虽然折算风险体现在净利润下方的其他综合收益（OCI）科目，但它也会影响企业的权益和整体资产价值，尤其对于海外投资规模大的企业，更需要重视并进行管理。随着中国企业出海规模的扩大和OCI科目变动幅度的增加，相信会有更多企业意识到折算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处置海外资产时，汇兑损失可能会很大，那时企业才会真正感到“痛”。00:19:36被低估的外汇管理——不仅仅是技术岗，需要全盘战略思维特别是在当前产业链整体出海的大背景下，这种认识显得尤为重要。以2021年初到2022年初的人民币汇率波动为例：人民币从7开始升值到6.3，不到一年涨了10%；随后一个月内又急跌4%；三个月后，两年的涨幅基本抹平。企业在这种行情下往往只能被动跟随，难以准确把握时机。当看到持续升值时可能选择不对冲，但突然的回调和美联储加息等因素又陷两难。黄金交易领域很好地展示了外汇风险管理的复杂性。不仅有人民币计价和美元计价的复杂性，还涉及储存成本、溢价折让。供应商会根据市场需求预期调整溢价或折扣，这与宏观经济形势、国内需求等因素密切相关。国际贸易本质上是在同时进行两种交易：货物贸易和货币贸易。以某大型科技企业为例，虽然绝大多数员工在做货物贸易，但少数负责外汇的团队却要管理数十亿规模的风险敞口。从人均产出来看，外汇管理的效益十分可观。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40年间，形成了较强的生产思维，但金融思维相对薄弱。很多企业没有深入思考货币贸易的盈利模式，也不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与外资企业入华的模式相比，中资企业出海往往缺乏金融机构的前期探路，导致付出了较高的学费。许多企业过分关注如何降低产品成本，却忽视了汇率管理可能带来的收益。00:26:16外汇风险管理是企业出海的命脉，却常被误解为简单交易操作。外汇风险管理应该从企业决策出海的第一刻就开始。当企业决定出海时，就已经产生了外汇风险，因为要投入人力物力进行海外调研、开设账户、建立商业关系等，这些都产生了成本。从市场调研、投资预算、签订合同、开具发票到最终回款结汇，整个过程都需要考虑汇率风险管理。然而，很多中资企业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往往只在账面出现汇兑损益时才开始管理，试图用衍生品损益来对冲账面损益。这种做法忽视了一个重要现实：大多数中国企业都是人民币成本、外币收入的模式，汇率波动对毛利率有显著影响。由于会计准则没有专门的科目细分这部分影响，企业往往难以准确评估汇率波动对业务和财务的具体影响程度。这种管理方式的不够科学和精细化在近年的市场波动中暴露无遗。2020年美元从7.3跌至6.3时，许多企业都蒙受了巨大损失。当时外汇风险管理岗位的招聘需求急剧上升，但到2022-2023年美元走强时，这个行业又迅速降温。除了美元，其他货币的波动也值得关注。以欧元为例，近年来波动幅度从最高1.2几到最低0.95，年内最低1.05到最高1.12，波动达七美分（约合人民币五毛）。相比之下，同期美元兑人民币从7.3到7.0的波动仅为三毛钱。这意味着在欧元交易中可能获得比美元更好的套利机会，但很少有企业去深入研究和总结这些机会。由于缺乏标准化操作流程和国际通用准则，企业在确定交易时机、选择套保策略和交易工具时往往感到迷茫，无法建立起系统性的风险管理体系。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在进行外汇交易时缺乏信心，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策。00:30:03外汇避险“不可能三角”有些企业，尤其是中等规模的民营企业，对汇率风险有敏锐的感知，老板会亲自操心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规模更小的企业，老板们的态度则比较极端：要么赌一把汇率涨跌，要么干脆完全关闭所有外汇敞口。这种现象可以定义为一个"不可能三角"。许多上市公司希望寻找一个神奇的交易策略，既能让风险降到最低，又要交易成本最小，还想最省事——“既要又要还要”：低风险、低成本、还省事。他们常说"别讲大道理，就告诉我最高点最低点在哪里"。但这三个目标（低风险、低成本、省事）几乎不可能同时实现：要想低风险就得从预算报价阶段就开始锁定，这样成本必然提高；想要低成本就要放弃低风险，还得天天盯盘；如果要开发高频交易系统，可能实现低风险和低成本，但一定不能省事。中资企业在两个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一是管理会计，二是运筹管理。在管理会计方面，汇率波动对毛利的影响往往导致权责不对等：美元升值时业务部门多拿奖金而财务背黑锅，美元贬值时业务少拿奖金财务仍担责。在运筹管理方面，优秀的CFO应该帮助企业建立优先级，找到三个目标之间的平衡点，比如设定合理的汇报频率，既不用天天盯盘，又能有效管控风险。这些短板也给创新企业带来了机会。通过持续的计算和分析，企业可以精准把握交易窗口，预判影响，做到有的放矢。举例来说，有些企业通过期权对冲工具，将最大损失控制在可预期范围内（如年化2%左右），这让企业可以提前向客户转嫁成本，而不是等到结账后发现亏损才被动应对。这种提前量化风险的方法，比传统的被动式管理要高效得多。00:36:32外汇衍生品风险真的很大吗？许多人误认为期权等衍生品风险很大，实际上期权本身非常安全。公众对金融衍生品的理解存在偏差，很多人盲目加杠杆，导致亏损，却归咎于衍生品。金融教育和舆论宣传的缺失导致大众对衍生品的误解。媒体对新航油事件、中信泰富澳币期权巨亏等事件的报道，企业将衍生品视为洪水猛兽，不敢进行交易，从而在市场波动中更加脆弱。期权如同保险，成本有限，收益可能巨大，这种非对称的损益结构优势却被忽视。关键在于如何定义金融衍生品：投资工具还是对冲工具？对冲（hedging）和交易（trading）都涉及衍生品，但区别在于敞口的来源。如果企业先有业务，再进行衍生品交易，就是对冲；如果没有业务敞口，先进行交易，再通过反向操作止盈止损，就是交易。制造企业中，业务部门创造敞口，财务部门的任务是管理风险，两者各司其职。交易则是财务或投资者自行创造和管理敞口。企业对冲策略还与其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有关。价格制定者（price maker）如奢侈品公司，可以通过提价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并利用衍生品工具管理汇率风险，实现业务和财务的双赢。而价格接受者（price taker）如汽车制造商和代工厂，利润微薄，更需要利用金融工具来提高收益，例如利用银行授信和市场信息进行交易。因此，企业是否需要对冲，以及如何对冲，取决于其价格制定能力，而非所属行业。房地产行业和航空公司是受美元升值影响的典型案例。前几年房地产行业利用美元低利率融资，却未对冲美元负债风险，导致在美元加息后陷入困境。航空公司同样因为美元计价的飞机租赁和航油采购成本上升，以及未进行充分的汇率对冲，导致巨额亏损，并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相比之下，台商精打细算，善于利用金融工具提高收益，并在外汇和大宗商品交易方面经验丰富，但也并非没有教训。2015年“811汇改”后，许多台商押注人民币持续升值，大量使用包含期权的目标可赎回远期（Target Redemption Forward，TARF），最终因人民币贬值而巨亏，甚至惊动了台湾监管部门。这一事件也影响了TRF在大陆的推广。虽然TARF并非洪水猛兽，但其风险放大效应需要谨慎对待。目前大陆企业主要使用的对冲工具仍以远期和掉期为主，期权的使用率较低。部分原因在于期权定价的复杂性和市场流动性不足，导致银行报价较高，企业使用意愿降低。00:52:13到底什么是外汇“风险中性”？监管部门花了不少功夫帮企业树立“风险中性”理念，但是似乎只有“肉痛”，市场看到不断有企业因为在汇率波动中“裸奔”而亏损，它们才能更加重视汇率风险对冲。国内外对汇率风险中性的定义和标准存在差异。国外曾经采用80%到125%的对冲比例区间作为风险中性的判断标准。而在中国，一直缺乏明确的量化标准，导致企业在实践中难以把握。商业银行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既要销售金融产品赚取差价，又要响应外管局要求为企业提供风险管理指导。这种角色的矛盾导致服务效果不理想。不同于期货行业可以通过风险管理子公司提供专业指导，银行缺乏类似的机构设置。企业的核心需求可以概括为三个问题：何时锁汇、锁多少、锁多久。而银行的供给侧重于提供标准化产品，无法满足企业在决策层面的需求。外资企业通常依靠ERP系统或专业财资团队解决这个问题，但国内企业往往缺乏这样的支持。这种供需错配的根源在于人才培养体系的不足。处理汇率风险管理需要综合会计、业务运营、宏观经济、合规管理等多领域知识，但目前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专业认证都难以完全覆盖这些要求。多数国内企业财务人员以会计背景为主，对金融风险管理的理解和实践能力相对不足，这也是市场上出现专业咨询服务的原因。01:00:48两个经典汇率管理翻车案例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立，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一些企业在外汇交易中遭受巨额损失，往往认为银行或国际投行利用其专业知识“薅羊毛”。两个典型案例：（墙裂坛制图-1）中信泰富事件暴露出当时企业对金融衍生品的理解不足。许多公司害怕实际亏损，却可以接受浮亏，这导致其在亏损时继续加码，而不是及时止损，最终导致亏损扩大。新航油事件也是同样的情况，最初的亏损并不大，但为了弥补亏损，不断卖出更多期权，最终导致敞口越来越大，造成过度套保。莱克电气的案例也值得关注。（墙裂坛制图-2）这些案例都反映出企业在风险管理和金融衍生品使用方面的不足。企业和投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导致企业在交易中处于劣势。投行作为交易对手，其目标是盈利，而企业需要的是风险管理，双方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此外，外汇管制也给企业的资金调拨带来了限制。在莱克电气与高盛的纠纷中，监管似乎也可能成为企业规避责任的“保护伞”。虽然外资投行可能利用信息优势进行交易，但企业自身也需要对产品和交易规则有更深入理解。期权定价的不透明性是另一个关键问题。由于不同金融机构使用的参数和风险偏好不同，期权定价差异巨大。中资金融机构在期权定价方面缺乏话语权，导致企业在交易中容易被“宰割”。只有中资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竞争，才能真正保护中国企业的利益。— End —嘉宾｜主播｜肖小跑编辑｜坛子互动方式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Ask this episode

“What did the council decide on item 42?” — answered with the speaker and the moment.

Transcript

Rel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