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马来西亚人，在印度尼西亚做生意，今天在新加坡展览，你交谈中总在说‘国内’‘国内’。这‘国内’却指的是中国。我们这两天在这里发现这个现象很普遍。为什么？”“大家习惯性都这么说。可能是因为在这里做金融科技的主要是中国来的，人是国内的，技术是国内的，商业模式是国内的，技术应用方式是国内的。大家在一起讨论交流，往往都说，国内是怎么做的，国内用什么方法。所以就习惯成自然了吧。”这是在参加今年新加坡科技节期间朋友与一个马来西亚华裔青年的对话。这次新加坡科技节来了一百多个国家的机构和人员，英文交流为主，各展位基本上是PPT展示，内容还是以支付结算、小额信贷为多，讨论的热点是大模型、AI和数字货币，去年大热的元宇宙、WEB3和虚拟资产则冷多了。我用普通话基本上能在各展位周旋。可以感受到，在东南亚的金融科技公司，绝大部分是中国输出的技术、模式和人才，水平处于中国前几年的档次。也因此，在这里，英语和中文是这个领域的通用语言。全球化条件下，经济交往频繁，不仅时尚流行快，技术、产品同样流行既快且广。现在，到哪里都能品尝到全国各地的菜系，甚至全球各种风味的餐饮。偶然看到一些地方有“本帮菜”，觉得很好笑。上海开埠后，各地菜系和西餐涌入上海滩，于是把上海本地特色的菜系称作“本帮菜”，亦即本地菜系。上海菜确实有自己的特色，于是把上海人的自谓也带了出去，外地人在外地也把上海菜叫做“本帮菜”。听上去“本帮菜”似乎比“上海菜”更具地道的上海风味。大概也只有上海有这样的特权。这“本帮菜”与“国内”好有一拼。1999年，刚到香港工作。那时，除了中环、铜锣湾部分商业区域，其他地方基本上很少有人听得懂普通话。这之前，甚至在铜锣湾的一些大商场，你说普通话都没人理你。地铁报站，有粤语，有英语。以后，慢慢的，慢慢的，地铁报站有普通话了，港岛大部分地方普通话可以通行了，九龙用普通话问路对方能听懂了。现在，新界大多数地方也能听懂普通话。改革开放初期，粤语、港式普通话、台式普通话忽然风靡全国，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现在，这些语言，只是汉语言中的一个普通类别。即使在演艺界，大概与东北话、四川话一样。原因是，那时港台无论是经济还是时尚，都是内地的引领者。1983年，到杭州工作。省级机构开会，一般是用普通话，但杭州人、绍兴人、宁波人、嘉兴人、湖州人大多用自己的方言发言和交流。一方面，这几个地区的方言互相大致能听懂，更主要的是，这几个地方历史上在经济、政治方面处于强势地位，在省城不需要迁就别人是否能听懂自己的语言。在江苏恐怕是另一种景象，苏北话属于北方语系，各地有差别，但基本上互相能听懂，加上南京话也属于这个语系，因此苏北人到南京开会，照样大大咧咧说自己的家乡话。苏南人虽然有钱，但政治上并不强势，所以虽然以讲家乡话为主，有时也不能不迁就苏北人的需要，说说普通话，以至于苏南人说普通话，不仅带有自己家乡特色，还带有苏北口音。李光耀在《李光耀观天下》中对自己创造新加坡这么一个国家非常自豪，在书中多次表述了自己所采取的几项关键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是将英语定为新加坡政府的工作语言。他认为，正因为新加坡将英语作为第一工作语言，普遍实行英语教学，使得新加坡人可以无障碍地与世界进行交往和贸易，及时获得最新的科技知识，从而让新加坡很容易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他还在几处说到，越南因为是法国殖民地，许多精英能说法语，但由法语转英语有困难，因此降低了越南经济融入世界的能力。实际上，将英语确定为第一工作语言，不仅有经济的考虑，更有政治的考虑。新加坡民族组成主要是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同时新加坡本身是被马来西亚踢出来的一个破落小岛，因而，独立后，在政治上对内要平衡三个民族的感情和诉求，更需要将三个民族团结在一起；对外要减少对马来西亚的刺激。马来西亚之所以将新加坡踢出，是因为马来西亚独立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当政者要建立“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而不是李光耀所提出的“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即多民族国家。将英语作为第一工作语言，一方面有原殖民地的权威性，又能在三个民族间达成共识，也不至于刺激马来西亚。另一方面，也承认华语、马来语和印度语是工作语言，让三个民族都得到安慰。不过，李光耀所说的华语，是指普通话。不同方言的华人在生活中尽可以说各自的方言，但公共媒体和官方活动，只能说普通话，学校华语教育也只能用普通话。目的一方面是便于互相交流，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避免因方言而强化族群的分别，进而形成族群的对立与冲突。李光耀对此非常在意。退休后他基本不干预政府的决策，但当政府为了顺应民间呼吁，准备同意广播电视播放华语方言节目，他坚决反对。他说不是单纯出于对自己政策的坚持，还是考虑政治上的后果。对于印度尼西亚首任总统苏加诺的治国策略，李光耀大多数都持否定态度，唯独对其语言政策赞赏有加。印度尼西亚号称千岛之国，有一百多个民族，语言复杂。主要岛屿是爪哇岛，主要民族是爪哇族，占总人口40%，苏加诺自己就是爪哇族人。印度尼西亚独立时，苏加诺虽然强硬而独裁，却没有将爪哇语确立为政府工作用语，而是将隔壁邻居的马来语确立为政府工作用语。印度尼西亚在被殖民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各民族互相之间大多数听不懂其他民族的语言。如果将爪哇语确定为政府的工作用语，势必至于有60%的国民不懂政府的法规制度和政策，更容易造成民族之间的对立从而走向分裂。用隔壁的马来语作为政府工作用语，反而让国内各族人民心平气和，相处融洽。从李光耀的叙述看，马来语似乎是那一片海域岛民们商业交往的共同语言。语言的传播与流行，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更是文化的。李光耀、苏加诺确定英语和马来语作为各自国家的政府用语，显然都是政治考虑。李光耀既考虑了国内政治现实，也考虑了国际政治现实，还考虑了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国际贸易立国）。但政治的考虑，本身是建立在经济和文化基础之上的。上述“国内”“本帮菜”现象，粤语流行风的变迁，江浙方言现象，都有经济和文化基础。没有原来英国殖民统治的文化因素，李光耀的语言政策不可能如此成功。一种语言说的人多，有其历史文化的原因，但在当下是否是一种强势语言，却不是人数决定的，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思想、文化决定的。李光耀认为华语不会成为世界性语言，关键是现代科技、思想、贸易规则等先进文化绝大部分是用英语表述的。要获得这些科技知识和思想文化，就必须应用英语这个工具。汉语在历史上曾经是强势语言。中国历朝历代很少主动向外大规模扩张，也不主动向外输出文化和语言，但却自然形成了范围巨大、人数众多的汉语文化圈，原因就是在当时，汉语承载了先进的思想、制度、文化等。日本遣唐使是著名的例子。遣唐使来学习的不仅是语言文字，还有各种知识、思想、典章制度、文化艺术等等。公元1126年，金人破北宋都城汴京导致北宋灭亡。《金史》记载：“金人之入汴也，时宋承平日久，典章礼乐粲然备具。金人既悉收其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同样的，带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而是思想、知识、典章制度和文化艺术。北方草原民族虽然靠强大的军事能力进入中原，只要其留下统治中原，最终都使用汉语言文字。清朝两百多年，政府正式文告、牌匾、货币文字等，满人一直坚持满汉双语，但最终满文沦落为形式和象征。满族语言，作为一个民族的语言，日常生活交往没有问题。但与汉语相比，其承载的思想、学术、文化、艺术及典章制度等，则相差太远，要作为统治多民族国家的语言就相形见绌。语言文字是人类情感交流、知识交流、行为交流、思想交流、信息交流的工具，也是人类情感积累和传承、知识积累和传承、思想积累和传承、信息积累和传承的载体。货币则是人类商品交换、价值交换、价值衡量的工具，也是人类价值和财富积累与传承的载体。两者的规律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交流（交换）、积累和传承的能力越强大，这种语言文字或货币就越强势，越容易被接受。这样的能力，需要政治的支撑，更需要经济的支撑，尤其需要制度、文化、思想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支撑。单纯的政治、军事强大，并不足以支持一种语言文字或货币的霸权。担心在新加坡科技节上听不懂别人说的英语，出发前手机下载了一个“讯飞听见”的APP，据说可以实时将一种语言的语音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文字。使用中发现，欧美人讲的英语翻译成中文文字，大概能看明白三分之一；东南亚地区人讲的英语翻译成中文文字，大概能看明白四分之一；而中国大陆人讲的英语，翻译成中文文字基本通畅明白；中东人讲的英语，这个APP翻译出来的中文文字可以说不忍卒读、不明所以，我干脆就关掉了。英语虽然是当今世界商务往来、科技交流等的通用语言，但世界各地的人们运用时并不完全相同，不仅语音不同，表述方式、用词习惯也不相同，并且在不断地变化中，不过，神奇的是，大家互相都能听懂。“讯飞听见”可能只是用中国人说的英语进行训练的。货币流通也有这样的现象，不同地区不同的人们，使用货币的习惯、方式都有微妙的差异，这样的差异给货币流通带来不同的特点。试图用技术固化语言文字的表现方式、固化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的对应方式和固化货币的流通方式，就如同用政治强力来支撑语言文字或货币的强势或霸权，看来是不可能的。— End —主笔人｜刘晓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编辑｜坛子互动方式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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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id the council decide on item 42?” — answered with the speaker and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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