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电话前，罗维民并不是没有顾虑，他甚至还拿出几乎能倒背如流的《狱内侦查工作细则》，对其中的一些章节，他琢磨了很久很久，比如： “……对在押罪犯与劳改单位职工、就业人员或社会上犯罪分子勾结的案件，主犯是在押罪犯的，侦破工作以劳改单位为主，当地公安机关协助进行。……” 思前想后，他觉得自己这样做，合情、合理、合法。尽管出现这种情况，更多的是因为形势所迫，感到问题严重，自己却真的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才不得不向公安机关要求予以协助。其实他在这样做之前，已经在维护本单位的利益上做出了最大努力。老实说，这种思前想后，顾虑重重的想法做法根本就拿不到桌面上，是很不正常的。但凡有了这种案件，都应该立刻主动向公安机关取得联系，何况这还是一个有关公安机关十几年都未破获的大案要案，而对这一点自己又非常清楚。作为一个国家劳改机关的民警，面对这样的一个案子延缓不报，已经是大错特错，甚至于还想隐案不报，岂不更是错上加错？理是这么个理，但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你能不这样去想，你能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如果这个案子真的被破获了，真的是个大案子，真的就是那个震惊海内外的1·13特大杀人抢劫案，又有谁知道这里面会生出些什么事情和说法来？胳膊肘往外拐呀，见利忘义呀，吃里扒外呀，名利思想呀，吃独食呀，等等等等，人家想说什么就有什么。好事争破头，坏事无人问，这些年来，一直不就这样？面对着如此穷凶极恶的一个罪犯，面对着如此令人震惊的犯罪线索，尽管自己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但当事情真的将要发生时，又如何能不思前想后，心事重重？原定会面的时间是在早晨7点半，但还不到7点10分，魏德华和另外两个刑警便赶到了他的办公室。罗维民接到魏德华的传呼时，正在家里赶着给孩子和老婆做早饭。罗维民是清晨5点40左右回到家里的。回到家里时，才发现老婆的病又犯得重了。其实妻子昨天就有点感冒，像妻子这种风湿性心脏病，最怕的就是感冒。稍一发烧，立刻就胸闷气短，憋得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在半夜里，这种症状更厉害，常常一阵一阵地感到窒息，就好像心脏停止了跳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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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id the council decide on item 42?” — answered with the speaker and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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