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9日，“中国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迎来十周年。十年前的这一天，中国公安部门在23多个省份发起大规模的抓捕行动，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其亲属或被传唤、或遭刑事拘留、或被带走，部份人士因此下落不明，另有部分人士遭判重刑。一些人后来被释放，但至今仍有多名律师还在狱中。此一事件震惊整个国际社会。在迎来“709”事件十周年之际，像往年一样，活跃在海外的各方人权捍卫者和组织纷纷以各种形式展开纪念活动。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先生接受了本台采访。法广：“709事件”已经送走了十个年头，但是此一事件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每年各种纪念活动都会在全球多地展开。首先请您谈谈这些纪念活动的意义？滕彪：在海外我们组织了一些纪念“709大抓捕事件”十周年的活动。在美国的不少人权律师分别在费城、洛杉矶举行集会、讨论会。2017年，我参与发起了中国人权律师节，每年坚持举办研讨活动、纪念活动、颁发中国人权律师奖，今年是第九届。我整理了许志永博士的《美好中国》，由博登书屋刚刚出版，许志永作为中国维权律师一个非常优秀的代表，这是他的第二本书。我们纪念中国人权律师的受难，同时也纪念他们的理想、勇气，还有行动力。如果中国要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那必须要有这样的理想、勇气和行动力。中国人权律师（尤其是在胡锦涛、温家宝时代，以及习近平上台之后的前几年），在推动中国的法治、人权，建设中国的公民社会方面，扮演了非常突出的角色。在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公民社会中，有几个群体是引人注目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力量就是人权律师，还有记者群体、自由派知识分子群体等等。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些公民社会的健康力量，尤其是一些成型的、有一定组织性的健康力量，都遭到习近平的残酷打压。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让人们知道，中国人权律师群体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由于中共的信息控制和封锁，国内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不太知道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公民社会的样子。比如我们当年在微博、推特上的活跃程度；我们组织很多集会、游行，包括街头的抗议（“散步”、“行为艺术”）；维权律师群体代理了很多有巨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推动公民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来参与区县一级人大代表选举；还有像小区业主维权、家庭教会维权、南方街头运动、新公民运动、 08宪章等等，那个时候是轰轰烈烈的。在那个时代，大部分行动者、观察者，都对中国的公民社会充满期待、充满希望。如果按照那样的趋势发展下去的话，中国实现人权、法治、民主转型是大有希望的。习近平上台后，短时间内就浇灭了这种希望，我们今天纪念“709大抓捕”十周年，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法广：如何看待“709事件”，这是否为一次偶发的孤立事件？事件发生在怎样的背景下？滕彪：“709事件”当然不是一个孤立的、突发的事件。这要回溯中国维权运动、维权律师群体产生的背景。在2000年代初，维权运动开始兴起。虽然1990年代之后就出现了一些维权人物、维权事件，但是从社会运动的角度，维权活动变成一个维权运动，基本上认为是从2003年开始的，其中最早、最突出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孙志刚事件。在孙志刚事件当中，由于维权律师、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以及民众的压力，导致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这也是中国法治进程中很大的一个进步。那个时候，很多人期待所谓的官民良性互动，期待维权律师、人权捍卫者和公民，通过通过宪法和现有的法律渠道，一个案件一个案件地去捍卫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这是推动中国走向民主法治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维权运动的产生和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互联网的引进和发展是分不开的，中国的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有了一定的空间，促进了信息的传播，促进了人权意识的觉醒和法治意识的提高。司法制度逐步恢复，中国律师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其中有一部分律师就投身于维权活动。维权运动在2003年前后开始在中国兴起和发展。这段时间——从2003年到2015年——维权运动实际上是有相当多的成就的。很多民众的基本的权利和利益得到维护，包括一些刑事冤案，一些没有犯罪的人被错误的判刑，通过维权律师的介入，他们被从监狱释放；包括一些拆迁案件，通过维权，他们的权利得到维护、或者是部分地维护。还有维权律师去推动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在一些公共健康事件中去问责官员，在一些个案中去呼吁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公民的财产权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维权律师、维权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根据我的观察和梳理，维权运动从2003年到2015年，有四个趋势就是：政治化、街头化、组织化和国际化。而恰恰是中国维权律师所取得的成就、所取得的影响力，成为中共打压的一个深层的原因。当然在胡锦涛时代，维权运动从开始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中共的限制和打压。一些维权律师被吊销律师证，甚至有的被绑架、关押、判刑。但习近平上台之后，尤其是2015年之后，这种打压与胡时代的打压不可同日而语。原来的打压，可以说是一种维稳模式，受到打压的基本上都是那些被认为越过红线的、或者是有较大影响力的，像高智晟、胡佳、郭飞雄、唐吉田、李和平等，我在2008年被吊销律师证，后来几次被秘密警察绑架。这种打压一直在那儿。但是2013年习近平上台之后，这种维稳的模式就变成了我称之为“清洗”的模式：几乎每一个活跃的人权律师都受到波及，受到镇压，有上百名维权律师被吊销律师证、被禁止出国，在“709大抓捕”中受到波及的有三百多名人权律师，还有一些人权律师现在还在坐牢。很多人权律师被消声，经常地受到警告、跟踪、骚扰，无法继续从事人权活动。这种“清洗模式”也不仅仅是针对人权律师，它针对所有在中国推动自由民主的群体，包括异议人士、记者、访民、一些企业家，网络上有影响力的人士、公共知识分子、NGO、家庭教会和其他宗教团体等等，每一个领域都受到巨大冲击、甚至摧毁。经过2013年到现在这十多年的残酷打压，中国的公民社会处境极为艰难、陷入低谷，整个维权运动几乎被彻底摧残，这就是“709事件”的一个深层的背景。简单来说，习近平和中共认为，按照原来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那种打压的程度和打压的模式，已经不足以防止维权运动成为威胁中共专制政权的一股巨大力量。他认为，如果不大大地加强镇压，那维权律师群体、公民社会的发展就会让中国变天，让中国走向民主化，共产党的政权将不保。按照我的分析，“709大抓捕”反映出，习近平和中共高层是把民间的维权运动提到了威胁政权存亡这样一个高度。法广：十年后的今天，“709事件”的余波是否仍在继续？受到牵连的人员（尤其是维权律师）如今是否都已恢复了生活常态？滕彪：极个别的维权律师可能恢复了常态，但是绝大多数受到打压的人权律师和他们的家属都没有恢复常态。像我刚才提到的，有大量的人权律师被吊销律师证、经常性地受到跟踪、骚扰、警告，家人也受到株连；还有一些人权律师、大量的人权捍卫者在坐牢，很多良心犯出狱之后继续受到严密监控。所以“709事件”的余波仍然在继续。像王全璋律师的孩子被禁止上学；像许志永被判刑14年；丁家喜被判刑12年；谢阳、余文生、张展、郝劲松、卢思位等仍在狱中，高智晟律师已经处在被强迫失踪状态长达八年，是死是活，外界都无从知道。在中共看来，维权律师群体有影响力、有专业知识、有资源、有理想，又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对维权律师群体的打压是必要的、而且必须持续下去；不是说2015年抓一批、判一批就够的。法广：“709事件”之后，中国的维权活动处于怎样的状态？如今是否还有“人权律师团体的“存在？他们如何展开工作？又面临怎样的挑战？滕彪：中国的维权活动现在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状态，原来一度相当活跃的公民社会，现在受到被监控、被消声的状态。中国人权律师群体虽然也有自己的一些平台，一些网络，但是没有办法像过去（2003-2015年）那样进行维权活动。在过去，我们通过通过网络媒体乃至传统媒体，对当局、或者是对那些试图操控司法的人施加很大的压力；我们也经常性地得到国际媒体的报道；我们组织一些集会、游行、抗议，虽然也会受到冲击和打压，但是过去那种全方位的、多渠道的、作为社会运动的维权模式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有少量的人权律师仍然在坚持代理的一些敏感案件、人权案件，但是他们都不得不更低调、更小心。维权律师群体、人权捍卫者、公民社会目前所处的环境极为恶劣，民间的活动空间在急剧缩小，从事维权活动的危险在明显增加。原来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可以做的一些事情，现在就没法再做；原来可能判刑半年、一年的同样的事件，现在就要可能要判刑五年、甚至十年。最直接的挑战就来自于当局的监控。我用“高科技极权体制”来描述中共体制最新的发展；它通过各种各样的高科技手段来对每一个公民进行高效地、严密地监控，包括摄像头、大数据、社会信用系统、人脸识别、声纹识别，在疫情期间还有“健康码”、“场所码”、“行程码”等等。这种高科技极权体制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前所未有的。它对整个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对中国的政治前景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有一个例子，我经常在讲课时提到，就是在疫情期间，有两位人权律师要去上海会见张展，结果他们的健康码突然就变红了。那很显然和防疫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完全不涉及到健康码变红的任何因素，是当局不想让他们出行，出于政治目的把他们的健康码变红了。还发生河南村镇银行暴雷的众多受害储户的健康码集体变红的事情。这类事件很有标志意义，就是中共用高科技手段可以去提前控制维权人士的活动。在这样的体制下，公民社会想要组织集体行动、抗议活动是极其困难的。另外，国际环境也在恶化，朝着不利于法治、人权的方向在发展。尤其是川普，让美国几乎放弃了推动人权、捍卫民主的国际领导者的角色。所以很多和中国人权有关的资金被撤销，很多项目没有办法继续开展；很多机构，包括像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这样的媒体被关闭，美国对国际人权的支持在急剧减弱，美国自身的民主制度都在遭受川普及其支持者的巨大威胁。中国的争取自由民主的力量本来就备受摧残，国际环境又每况愈下，中国的维权律师和维权运动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极其黑暗、险恶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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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id the council decide on item 42?” — answered with the speaker and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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