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结束曾引发民主终于战胜了独裁的欢呼。然而此后的数十年间，民主与专制甚至极权的博弈其实从未停止。这种博弈的张力尤其体现在新闻自由空间面对的种种压力。从国际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年度报告来看，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度正呈现令人不安的倒退迹象。如果说越来越拮据的财政资源导致不少媒体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从而在独立报道原则上让步的话，专制政体也正利用资源的诱惑，以软硬手段诱导媒体为权力服务。“无国界记者”组织在2024年针对俄罗斯启动 “宣传信息监控站”调查计划之后，又将目光转向中国，于2026年3月推出最新报告，综合多项调查以及不同地区的学者、智库、媒体从业人员等多方人士提供的资讯与分析，以多项具体的实例，剖析中国力图在海外打造媒体新秩序的努力。在今天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中，我们向大家介绍这份报告的部分内容。 “中国环球电视网有效地传播中国的信息控制模式” 自“无国界记者”组织2002年开始公布对全球近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自由度排行以来，中国在这个排行榜上的位次一直不断下滑。2002年还排在第138位，但自2010年起就已经跌至第170位以下。2024年甚至跌至第179位，仅好于排在最后一位的朝鲜。中国的新闻自由度虽然一直受到诟病，但越来越令“无国界记者”组织担心的是政治宣传取代媒体自由的中国模式的对外输出。该组织早在2019年就推出报告，梳理中国政府试图按照自己的理念重塑世界媒体秩序的努力。2026年，“无国界记者”的“宣传信息监控站”调查计划报告显示，中国对外宣传机器的部署已经更加广泛，在不同地区重塑媒体秩序的战略推动也形式更加多样。中国对外宣传的最重要工具可以说就是2016年集合不同官方媒体组建而成的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无国界记者”组织报告指出，十年间，这个原本只是集合了不同语言的媒体网络已经变成了一个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运作的多平台国际媒体网络。报告称它是一个提供65种不同语言广播内容的“扩音器”，是语言服务最全的广播电台。但中国环球电视网的活动范围并不局限于广播电视，也同样广泛活跃于社交媒体。“无国界记者”组织报告引述总部设在美国的“自由之家”2020年公布的报告指出，中国环球电视网在全球社交媒体平台上拥有数以千万计的订户报告指出，中国环球电视网看上去似乎与其它国际信息网络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它系统性地优先传达中国政府的指示的角度，而不是就事论事的新闻报道，会刻意掩盖某些资讯，传播官方叙事，是中共宣传机器的传声筒。“无国界记者”亚太区办公室的倡议经理白奥兰（Alexandra Bielakowska）女士指出，“中国得以借助中国环球电视网有效地传播中国的信息控制模式”。事实上，根据2018年3月中国政府颁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由中央宣传部领导。对内保留原呼号，但对外统一呼号为“中国之声”。利用当地媒体传播中国官方叙事非常熟悉亚洲地缘政治议题的巴西记者伊戈尔·帕特里克（Igor Patrick）接受“无国界记者”组织采访，梳理了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媒体战略以及它对当地媒体的透明与独立原则提出的挑战。他指出，鉴于拉美地区媒体市场难以进入，中国的对外媒体战略从最初主要依靠自己掌握的国际平台与当地媒体直接竞争的战略，调整为注重与在地媒体分享内容，利用当地媒体已经拥有的听众和观众，传播想要传播的内容。多数情况下，中国国家媒体免费向当地媒体提供文字、照片、视频，或电视节目等内容。理论上双方有内容交换，但实际上，这种合作尤其对中方有利。主要目的是重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既要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也要传播与中国的战略利益一致的叙事。而这种免费提供内容的作为在当前传统媒体都面对资金困难的背景下尤其具有吸引力。伊戈尔·帕特里克在采访中指出，传统媒体原本十分依赖广告带来的收入，但如今这些广告收入大部分都转向了数字平台。他举例指出，一家墨西哥媒体的领导层就曾因为与一些中国企业签有广告合同，而要求下属删除了一篇批评中国的文章。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商业合同必然导致对相关媒体内容的干涉，但那些规模较小的媒体或资金有困难的媒体的确面对这样的风险。中国近年也开始投资社交媒体，投资网红，提供越来越针对当地特殊人群的内容。帕特里克介绍指出，这种情况在拉美各地都有。一般来说，这些社交媒体账户开始时，内容主要是文化，美食，生活方式等等。只是间或会涉及政治话题。这种作法使得相关内容显得与传统的政治宣传无关，也就更容易被接受。伊戈尔·帕特里克在采访中特别强调区分公营媒体和国家媒体的重要性，指出，像英国BBC广播公司或德国之声广播公司这些公营媒体虽然都有政府拨款的公共资金支持，但这些媒体保留着编辑独立性，也经常发表批评自己政府的内容。而中国环球电视网或新华社等都更是国家媒体。他们的功能是传播与中国政府制定的重点一致的叙事。两者间的这种不同不仅决定了内容如何生成，而且也决定着这些内容如何被使用。资金投入伴有编辑方针要求 2025年，“无国界记者”组织的年度报告特别指出，脆弱的资金形势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构成对新闻自由的一大威胁。2026年，该组织“宣传信息监控站”调查计划中关于中国外交官与太平洋岛国所罗门媒体的一些互动可以说是这种威胁的一个具体案例。报告指出，所罗门的广告市场本就十分有限，如今又被社交媒体平台吸走了大部分广告收入，这使得当地媒体面对诸多结构性的困难。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外来资金就成为当地媒体能否存活的重要因素。美国、澳大利亚、中国在当地都有投资。但中资与其它外国资金的一大不同，是中资投入通常伴有涉及编辑方针的要求。曾在所罗门媒体工作15年、如今正在澳大利亚某大学深造的普斯特利·哈布鲁（Priestley Habru）告诉“无国界记者”组织，他从仍在当地的同事那里获知，一个中国外交使团向当地媒体《群岛太阳报》捐赠了一批电脑，该报编辑部随后就接到指示，要求停止发表关于台湾总统的文章。需要指出的是，所罗门群岛在2019年切断了与台湾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转而与北京建交。从“无国界记者”的报告来看，中国外交官对当地媒体的干涉并不只涉及一家媒体。除《群岛太阳报》外，当地另一份大报《索罗门星报》也曾有相似遭遇。而这两家媒体都依赖来自中国的资金。 “无国界记者”组织也引述一家国际调查报道机构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的报告指出，《所罗门星报》曾在2022年从中国获得一笔大约12万5千欧元的款项，用于报社设施的现代化，最为回报，该报承诺会为中国做宣传，称赞中国是所罗门“最慷慨也最值得信任的伙伴”。免费提供内容+提供全包式旅游+培训项目在这些显性的干预之外，“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指出，中国也在向当地媒体提议免费提供内容。已经有地方媒体与中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中国在所罗门的媒体战略也包括向当地的媒体从业人员提供全包式免费旅游。“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指出，所罗门群岛媒体组织的70名记者会员中，至少有30人接受了这样的邀请，有些人还去了不只一次。这种全包式旅游也不只是针对记者。所罗门群岛媒体组织（Media Association of Solomon Islands）主席奥法尼·艾勒梅（Ofani Eremae）就向““无国界记者””表示，在他看来，自2019年以来，所罗门90%以上的公关部门负责人以及政府的媒体联络负责人都至少曾去中国一次。组织新闻从业人员免费旅游或参加所谓的媒体培训是中国政府近年来扩大在国际媒体影响力的手段之一。一名不愿披露姓名的格林纳达记者向“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在他看来，可能格林纳达90%以上的在职记者都曾应邀去中国，去了解中国的新闻原则。一名圭亚那记者则向“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他注意到，每年都有一次或两次这样的特殊旅行，不一定只是针对记者，更多的是针对那些在国家媒体工作的人。主要针对那些与圭亚那政府关系密切的媒体。另一名圭亚那记者表示，他认为中国是想改变人们对中国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看法。而这就要从媒体如何向本国人民介绍中国政策预计中国意识形态开始。中国政府也经常在当地媒体上发表观点文章。上述圭亚那记者表示，中国政府会将文章发送给当地媒体，希望能一字不差的原文发表，而不是希望当地媒体以此作为新闻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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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id the council decide on item 42?” — answered with the speaker and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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