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了其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圣战恐怖组织“基地组织”劫持了四架民航客机，发动自杀式袭击，将其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华盛顿附近的五角大楼，并企图攻击其他目标，其中一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近3000人在袭击中丧生，世界为之震惊。这一天不仅改变了美国的历史轨迹，也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国际体系。世贸中心作为金融实力的象征被摧毁，五角大楼作为军事力量的象征遭到打击。突如其来的灾难让美国人第一次感受到大型制度性堡垒的脆弱，同时也让全世界认识到，恐怖主义这种非对称性威胁能够直接挑战全球最强大的国家。特别是近年来，法国地缘政治学者泽维尔·克雷蒂耶和伊莎贝尔·索米耶分析指出，对乔治·布什总统而言，这次袭击显然、立即属于“侵略”和“战争行为”。这些打击之所以被视为战争场景，是因为它们直击美国实力的象征，带有反复性与精心协调性，同时造成了混乱——例如联邦政府似乎出现了各种猜测甚至恐慌：国家领空失去控制、国家元首“消失”等。这些图景确实让人联想到战争，尤其是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从未遭遇过实际武装冲突的国家。然而，在最初的震惊过后，法律意义上的“战争”用语显然并不适用于刚刚发生的事件：没有战争宣告、没有事后公开的宣称，总之既没有可见或可识别的敌人。在袭击发生后，北约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援引华盛顿条约第五条——即“集体防御条款”。北约成员国于次日集会，确认对遭受“武装攻击”的美国表示团结，并支持其军事回应。至于联合国安理会，当天通过了第1368号决议，称这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从而构成了《宪章》所载“固有的个别或集体自卫权”。在许多人看来，大规模屠杀已使这一行为被归类为“武装侵略”。法律上的定性争论在事发数周后仍在继续。法学家如安东尼奥·卡塞塞和罗贝尔·巴丹戴尔认为，这些袭击构成了反人类罪，因为其性质是“在明知攻击的情况下，对平民人口发动的广泛或系统性攻击中的谋杀乃至迫害”，正如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7.1条所界定的那样（该规约当时尚未生效）。随后，北约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支持美国：加强情报共享、提升盟国设施的安全、为美国及其他盟国提供军事飞行许可、开放港口和机场、部署海军部队和空中预警机，等等。2001年10月，北约启动了首个反恐行动“鹰助行动”，派遣预警机协助巡逻美国领空；同年10月26日，又启动了第二个行动“积极努力行动”，在东地中海展开巡逻，打击潜在的恐怖活动。北约的反应表明，恐怖主义被确立为对国际安全的直接挑战。自此，北约在战略概念中正式将恐怖主义列为威胁之一，并在之后的二十余年中持续保持反恐合作。然而，有学者们的研究指出，美国在9·11之后的反应最终对自身不利。国际安全研究员艾莉·巴拉内指出，从规模和损失上看，这一袭击本身并未让美国“跪倒”，真正的战略转折点在于美国政府的选择：即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介入，以及将伊朗和朝鲜列入所谓“邪恶轴心”。马武·切萨强调，这些战争不仅消耗了巨额财政，也让美国在国际上失去了合法性和威望。在国内，战争带来的社会与政治负担也逐渐削弱了政府的稳定性。这些“战略错误”被认为象征着“美国世纪”的终结——自1918年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以来，美国一直试图通过政治理念影响世界，而9·11后的单边主义政策，则以失败告终。法国学者皮埃尔·哈斯纳曾将这一政策称为“穿上战靴的威尔逊主义”。马武·切萨则总结，这一时期体现出“强硬且带有救世主色彩的单边主义”，被许多国家视为“西方的十字军东征”。这些政策最终标志着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失败，也呼应了塞缪尔·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警告。在冷战期间，美国的叙事围绕与另一大国的对抗；冷战胜利后，则是“无可争议的主导力量”。然而9·11之后，一个新的叙事占据上风：“全球反恐战争”。这一高度二元化的叙事被广泛用于为美国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提供合法性，也成为战略格局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这一叙事延续近二十年，使美国在战略上忽视了另一股力量的崛起——中国。学者指出，如果没有“全球反恐战争”叙事的长期主导，美国或许会更早在战略上集中力量应对中国。 9·11之后，美法关系出现了复杂的变化。2003年，美国以虚假情报为依据，在联合国讲坛上为发动伊拉克战争辩护。这一举动严重冷却了跨大西洋关系，尤其是与法国的关系。法国当时的反对立场为其赢得了国际声望，也突显出美法之间不同的世界观。然而，在表面分歧的背后，美法在反恐合作上却日益紧密。特别是在非洲，美国的情报与资源对法国极为宝贵，双方在反恐情报共享上建立了深度合作。近年来，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法在军事战略上重新趋同，从非对称冲突逐渐转向高强度冲突。在国内，美国政治与军方在战争战略上长期存在分歧。即使在撤出阿富汗的问题上，也有不少军官强烈反对，但政治决策最终占据上风。在国外，美国外交在许多地区陷入困境。大使馆如同堡垒，当地民众接触有限，缺乏解释性的沟通。无人机袭击更是缺少叙事支撑，尤其在巴基斯坦，引发了全球最高水平的反美情绪之一。与此同时，2003年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的国际形象受损，被指责为“虚伪”。俄罗斯与中国利用这一点，强调美国所倡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流于表面，试图通过这种批评来挑战美国的地位。中国特别利用9·11后的美国政策失误，将自己塑造成“真正的秩序维护者”和“负责任的大国”，以此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即便在二十四年后的今天，9·11仍未走远。2025年8月，纽约当局宣布，三名新的遇难者通过DNA检测技术的进步被确认身份。他们是26岁的交易员 Ryan D. Fitzgerald，以及退休女高管 Barbara A. Keating，第三位女性遇难者的名字未被公布。Keating 的遗骸早在2001年便被发现，她当时搭乘的是被撞向世贸中心北塔的美国航空11号航班。其儿子 Paul Keating 解释说，DNA信息来自一把发刷，而另一处唯一遗迹是一块银行卡碎片。他感叹：“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Fitzgerald 的遗骸则在2002年被发现，当时他在世贸中心的一家金融公司工作，并正在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如今，这三位遇难者终于被确认身份，但纽约超过2700名遇难者中，仍有约40%的人未被确认。自2001年以来，纽约法医办公室不断分析数以万计的遗骸碎片，努力克服火焰、阳光和细菌造成的基因损伤。首席法医表示：“我们继续开展这项工作，以此向失踪者致敬。” 二十四年过去，9·11不只是历史事件，更是集体记忆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改变了美国的战略轨迹，也深刻影响了国际政治格局。直到今天，遇难者的身份确认仍在进行，提醒人们记忆与哀悼的重要性。9·11是对人类共同安全的警示。面对恐怖主义，没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而在反恐的名义下，战略选择的错误也可能导致新的困境。在纪念日，我们不仅要缅怀遇难者，也要反思：如何真正建立一个既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又维护国际合法性与合作的全球秩序？这些问题，仍在等待世界各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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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id the council decide on item 42?” — answered with the speaker and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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