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由青年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起的呼吁中国政治改革的静坐抗争运动曾在全国各地及各行各业激发起广泛响应，但最终于6月4日凌晨被镇压在血泊之中。究竟有多少人在镇压中丧生，目前仍没有确切的数字。“八九”与“六四”也从此成为政府高度控制的公共话语空间中的禁区。随后的经济大潮也更进一步转移了国人的视线。37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是否还能记起那场在刚刚走出文革的中国对未来的无限希望中诞生的运动？在官方各种监控与限制的压力下，无法传承的历史是否因此不为后人所知？90后旅法青年蒋不2019年来到巴黎。他每年都参加组织在巴黎的“六四”纪念活动。他个人的心路历程显示，其实官方对“六四”历史的封堵和掩盖反而激发了他想要了解历史真相的欲望。政府的欲盖弥彰激发出了解真相的欲望法广：1989年“六四”发生的时候，其实您还没有出生。那您是怎么知道有“六四”这样一个事件的？蒋不：我是“八九”之后4年出生的。其实我已经有点记不太清第一次听到别人说起“六四”是什么时候了。我是在北京长大的，街坊邻里、亲戚朋友有时候吃饭，我偶尔会听到那种好像大家说着说着，说一半儿就不说了的一些话。而且，我上中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个历史老师在中国现代史。他会把门关上，然后压低声音，说要给我们讲点儿课本上没有的，或者不能在课本上说的内容，他很隐约地提到了1989年的民运。他当然更多是一种批评的视角，说可能学生的做法也有问题……就是说，这样的信息其实一直在以一种不完整的方式或者不完整的形式不断地传到我这边来。我在潘家园买旧书或者在琉璃厂淘东西时候，也能看到中国官方关于六四镇压的出版物，叫什么”平息反革命暴乱”；我还看到过当时发给士兵的手表，叫“平息暴乱纪念“等等。就是这种信息总是以一种不完整的方式出现在我的视野里。然后，我成长的年代也比现在好很多。2011年-2012年，我上高三、上大一，那会儿公知（公共知识分子）在互联网上还不是一个贬义词，大家会在微博或其它网络平台讨论“六四” ：其实各种渠道的“六四”的信息都是能被听到的。法广：就是在那个时候，人们也并不是说真正完全忘记了“六四”，好像没有这件事。而且在您青少年的时候，其实社会上还是有公知，网络上还是有一些声音能够发出来。蒋不：对。大家其实谈论“六四”，有时候不一定是一种支持学生的态度，但是没有像现在这么讳莫如深吧，就是大家知道这件事好像不太能谈，但是没有像现在这样，完全变成一个禁忌。当时的互联网环境，当时我身边的同学朋友，大家都觉得学生当年做的是对的，认为学生很可怜，有错的是政府，等等，大家会有这样一种立场。然后相关的消息是隐隐约约地在传的。法广：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想要去了解更多？蒋不：我觉得这事儿就挺有意思的。首先，就是因为他们不讲清楚：你听人说话听了一半儿，你就当是八卦，你也想知道后边是怎么回事儿。可能就是这种只言片语或这种讳莫如深，不把事情讲清楚，这种欲盖弥彰反而（激发你想要知道更多）。比如，我记得当年在百度贴吧，你输入什么“八九不离十”或者 “十有八九”这类很普通的俗语，但是因为它有“八九”这两个字，所以，“八九”就变成星号，因为是敏感词。这就让你会更好奇：为什么这两个字不能输入？还有，当时很多社交平台包括微信等，在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用户不能改签名、不能改头像……有句话说，一个谎言，经常需要更多谎言去维系。所以，当政府试图去掩盖真相，隐瞒真相的时候，就往往会更进一步地激发人们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当时翻墙，几乎第一件事儿就是会去网上找（资讯），（想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当时可能也不知道叫“六四”，就是想知道1989年发生了什么，或者大家提到的那个学生运动到底是什么，就在网上查找。从青春期反叛到有意识地对抗国家叙事法广：那您在了解比较多的资讯之后，您怎么看“六四”？这些年在海外的“六四”纪念活动，您经常都会参加。您在什么时候意识到“八九”、“六四”是非常值得记住的？蒋不：最开始，其实可能也是因为年轻，或者说是青春期逆反。我当时觉得，“六四”既然不让说，它就变成了一个抗争的符号，变成了一个我跟我的同温层、跟这样的年轻人互相识别的一个符号。我还直接在身上有个纹身，就是“六四” ，我的中国的手机号、法国手机号的尾号都是8964 。就是最初的时候，其实更是一种反叛的象征，觉得你越不让我说，我就越说。但随着对“六四”或者对“八九”民运了解的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更是一个拒绝遗忘或者说用一个比较个人化的叙事去对抗某种国家的表达的过程吧。其实不只是我来法国之后，我还在中国的时候，每年6月3号的凌晨或者6月4号的下午，我也会去广场上看看——我生活在北京。6月4号，我会去拍广场上的降旗。6月3号，我也会去广场看一看，那时还有守夜的人……就是它慢慢变成了一个我自己的仪式感吧。2019年到了法国之后，我觉得这个空间就大了很多。我们比国内的人已经有了很多行动的空间，有了很多的自由，我觉得也就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你在法国、在国外，都不去悼念、纪念“六四”，你还指望在中国的人去冒更大的风险去纪念吗？！就是说，来法国之后，我觉得枷锁或者说束缚更少了，那既然有更多的自由，我们也有更多的义务去做这样的事情。2019年我到巴黎后，除了疫情中有一年（应该是2021年）没有什么活动，其他每一年我都会参与或者会组织这样的活动。一种更日常的“六四”一直在继续法广：这种参与只是因为这些无辜的学生当年为了表达他们的诉求而被镇压在血泊之中，您觉得是不公平的、需要铭记、需要要求官方给一个说法呢，还是说您对当年那场运动也有新的认识？蒋不：我觉得，首先89和64其实是两件事儿，一个是1989年包括学生在内、也包括工人等各个阶层的民主化运动，一个是“六四”镇压。我觉得，其实“六四”镇压，在1989年6月4号那一天是一个很显化的事件，是一个很血腥的事件，但是，一种不能叫平淡的、一种更日常的“六四” 、一种更日常的镇压，其实从来都没有结束。“六四”一直都在我们的生活里。比如，我当年在北京生活的时候，我知道每年一到五月底，毛泽东纪念堂附近就施工，总会有一段路是不能同行的。又比如，曾经发生带货主播李佳琦手里举了一个有点像坦克形状的蛋糕等等。就是说，其实这种“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的故事记和忆，它始终在以某种方式，就像一种气氛、像一种气体一样，一直在我们的生活的空气里。我们觉得这个事件是历史，是过去了，但它后续的影响其实还在影响着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人。崔健曾经说过，只要毛泽东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我们就都是一代人。我一直觉得，“六四”虽然是1989年发生的一个事件，但“六四”它不只是一段历史，这个政权其实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在监控、在镇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中国一直也没有步入政治现代化。所以，其实说是纪念“六四”，其实也是消解自己心中的块垒，我觉得它是一个大家的最大的公约数，让大家围绕这件事能聚集在一起，能表达对这个政权的态度和意见。越是担心，大家敢做的事情就越少法广：您觉得，在法国，在您接触到的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或者是不同代际的人，他们对纪念“六四是否关心呢？其实每年“六四”纪念活动，到场参加的人很少——当然，不到场并不意味着他们忘记了这件事情或者说不知道这件事情。蒋不：怎么说呢，活动人数也有比较多的时候。比如2023年的时候。2022年的时候也有不少人。可能整体上来说是这样，我举一个稍微远一点的例子，就是2022年“白纸”运动发生之前（“白纸”运动是2022年11月、12月），大概是9月、10月的时候，我在巴黎中餐馆吃饭，十桌（用餐者）里有八桌九桌都在讨论清零政策，讨论封控政策，有的人都直接点着习近平名字去批评。当时是这样一种社会氛围，所以，2022年、2023年，愿意出来纪念“六四”的人也就比较多。现在，我在中餐馆吃饭，反正除了我们那一桌，其他桌我基本听不到讨论政治内容，大家都在聊八卦，聊升学，聊就业，就是聊一些很日常的内容。就是说也有一个社会背景或者整个社会的关注点的作用。然后，整体上来说，也不是大家不在意。我跟很多人聊过，很多人对“六四”学生是持同情态度，对政府是批评的态度。当然，首先，肯定有一些人是因为惧怕，担心自己出来（参加纪念活动）是不是会被拍摄下来、会被面孔识别，导致回国有风险……。这是一部分人（的心理）。还有另一部分人（的想法）我觉得也很有代表性，就是他们同情学生，认为政府当年做得不好，但是觉得，现在出不出来（纪念）有什么用呢？就是我走上街头，来参加纪念活动，除了给我自己增加一些不确定的风险，除此之外，对这个社会或者对这个事件有什么作用？能有什么改变呢？我觉得，可能这也是很多人的想法，就是他们觉得没有用。确实，（出来参加这些活动）可能没有一个实际的作用，但是，我觉得，大家不断地去做这样的事情，可能言论的边界会被拓展一些。如果我们在法国，在海外，还是担心、害怕做这样的事情，那可能就是越担心，大家敢做的事情就越少，可能就所谓的越没有用——很多事可能也不是有结果才去做，而是做了才可能有结果。中国人的反抗精神一直在法广：1989年发生的民主运动和同年6月4日的镇压，虽然在人们的记忆中开始变得遥远了，但蒋不认为，中国社会反抗的精神并没有消失。蒋不：我觉得，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但其实每当人们对中国或许是对中国的年轻人有点失望，我们经常能在海外听到一个论调是：中国人都不会反抗……，但是当大家都这么觉得的时候，总会有新的事件刺激我们。远的不说，前几年的“白纸”运动都不用讲了（当时发生的时候，很多可能知道“六四“或者不知道“六四”的年轻人，甚至在中国都能站出来，在海外则有更多人站出来），后来也有很多的抗争，比如“江油”事件（2025年8月，一起校园霸凌事件在四川江油市引发大规模民众集会，抗议警方对施暴者处置过轻——法广注）。其实中国人会反抗或者中国人的反抗精神是一直存在的。我记得台湾有一个网站就是叫“异言网”。这个网站统计每年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即使是在这两年打压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每年也有几千起（群体性事件）。所以我觉得，这种反抗的声音或者对公权力有不满的声音和不满的表达一直都是存在的，但虽然“六四”可能随着时间推移，离大家越来越远了，但是这种反抗的精神是一直在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巴黎“六四”37周年纪念活动一如往年，6月4日当天下午5点30到7点，法国协会组织“团结中国”和“自由阵线”，在巴黎20区的 Square Édouard Vaillant 举行纪念活动。 Square Édouard Vaillant 附近的地铁站是3号线的Gambetta。 6月6日星期六下午3点，在巴黎10区的 Le Brady 电影院还将播放以已故“六四”亲历者张建的故事为主线的纪录片。电影院的地址是 39 Boulevard de Strasbourg，巴黎第10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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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id the council decide on item 42?” — answered with the speaker and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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