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一名法国记者在香港机场被拒绝入境，随后被直接遣返。这起看似孤立的事件，背后却指向一个更广泛的趋势——记者在香港的工作环境正在持续恶化。自2020年《香港国安法》通过以来，媒体从业者的空间不断收缩，采访与报道也变得愈发困难。今天，我们将通过他的亲身经历以及专家的分析，来探讨香港媒体自由究竟还剩下多少空间。安托万·韦代伊（Antoine Védeilhé）是一名法国记者和纪录片导演，长期在亚洲工作。韦代伊: “我从2016年开始关注香港。当年7月，我第一次去香港，是为了报道黄之锋和罗冠聪因参与2014年“雨伞运动”而接受审判的案件。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年都会去香港。2019年夏天，我在那里连续几个月报道抗议活动。最近一次去香港，是在2024年6月。” 在香港进行采访拍摄，通常需要申请许可吗？韦代伊: “香港的情况与中国大陆不同。理论上可以向当局申请拍摄许可，但在过去十年里，我从未这样做过。我也从来没有申请过记者签证，一直是以普通身份进入香港进行拍摄，而且从未遇到任何问题。即使在《国家安全法》实施之后，我也多次前往香港拍摄，一切都很顺利。不过在2025年11月那次，我也是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前往的。这一点和中国大陆很不一样，在大陆进行新闻工作必须持有记者签证，而在香港，以前是可以不需要的。” 您在2025年11月入境香港时发生了什么韦代伊: “2025年11月初，我前往香港，为法国电视台拍摄一部纪录片，名为《香港不再回应》 (Hong Kong ne répond plus)。在香港机场通过边检时，我被移民局人员拦下，他们拒绝我入境，并把我带到一间房间进行身份核查。随后我被审问了大约二十分钟，还接受了彻底的人身搜查，所有随身物品也被详细检查。三个小时后，我被直接遣返，被带到一架即将飞往法国的航班前，被迫登机，正式被驱逐出境，并被禁止进入香港。” 当时对方有没有给出任何解释？韦代伊: “没有，完全没有。他们没有给我任何解释，也没有提供任何书面文件。移民官员只是反复说，我因“移民原因”被拒绝入境，但始终没有说明具体原因。不过在搜查过程中，一名海关人员私下告诉我，这件事很可能与《国家安全法》有关。后来在我离开香港之后，我才进一步确认这一点。但在现场，他们没有给出任何正式说明。” 后来您是如何理解这次事件的原因的？韦代伊: “我后来通过一位在香港入境事务处的消息来源得知，我被指控为“ ”。虽然这一指控从未被正式告知，但相关信息随后传了出来。而且就在我被驱逐的第二天，法国电视台收到了一个匿名威胁邮件。发件人自称是在法国生活的中国公民，称我的行为可能违反《国家安全法》，并暗示我被视为“外国代理人”。虽然没有明说，但意思是比较明显的。” 这些威胁是否来自官方？您怎么看“外国代理人”这个说法？韦代伊: “目前没有任何官方表态。所有的威胁和恐吓都是匿名进行的，我从未直接接触过自称来自香港或中国当局的人。至于“外国代理人”这个说法，我并不陌生。在中国工作期间，这类指控经常被用来针对那些被认为批评或挑战中国政府的人。现在，这种说法也出现在香港。” 您认为这些行为的目的是什么？韦代伊: “很明显，这是一次恐吓行动。目的就是阻止我们完成这部纪录片，并对我们施加压力。威胁邮件中直接点名提到我，说如果继续拍摄，我可能会被指控违反《国家安全法》，即使我人在法国，也可能面临后果，因为这种打压具有跨国性质。同时，他们还威胁到在中国和香港与法国电视台合作的记者和工作人员。这些做法其实并不新鲜。我过去在中国工作时，也曾遇到当局向采访对象施压，阻止报道进行。但这一次不同的是，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如此直接、公开、点名的威胁。” 您的团队在香港的拍摄情况如何？韦代伊: “虽然我本人被拒绝入境，但和我合作的摄影师托马·布朗(Thomas Blanc)成功进入了香港。他在入境时也被检查，但最终获准进入。然而第二天一早，他在酒店大堂就被三到四名便衣警察盯上，并且整整一天都被跟踪，无论走到哪里，对方都紧随其后，而且毫不掩饰。这显然是在向他传递一个信号：他们知道他在做什么、去了哪里。他也用摄像机反拍这些人，以表明自己察觉到了他们的存在。之后几天，他表面上没有再看到这些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监控停止了，很可能只是换成了更隐蔽的方式。” 这种情况是否常见？对你们的工作有什么影响？韦代伊: “这种做法和中国大陆警方的手段完全一致。很多曾在中国报道敏感议题的记者都经历过类似情况。警方会故意高调跟踪记者，以制造压力和威慑。因为一旦被跟踪，如果还去接触消息源或异议人士，就可能让他们面临风险。所以最终我们决定取消所有原定采访，以保护受访者的安全。一个月后，我们改派了一位从未在中国或香港工作过的人员前往完成采访，因为他没有被盯上。总体来说，这些手段的目的就是阻碍我们的工作，让报道变得更加艰难。” 安托万的经历并不是孤例。随着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实施，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相关打压正在逐渐突破地域界限，向海外延伸。对此，我们也采访了无国界记者组织亚太地区的倡导事务经理亚历山德拉·别拉科夫斯卡 (Aleksandra Bielakowska)。别拉科夫斯卡: “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明显的升级和强化。过去，我们确实在中国看到过类似的情况，但这是第一次，我们看到如此规模的跨国打压，甚至延伸到了法国境内、香港以外的地区。” 但与此同时，国际媒体关注的缺失，使得这种不断升级的变化，未能被外界充分察觉。别拉科夫斯卡: “它让人产生一种误判——好像现在仍然可以安全前往香港，似乎不会面临太多压力。许多人因此认为，可以像过去一样，携带个人设备、文件，甚至涉及消息来源的信息前往采访，而不需要特别的准备或保护措施。但这种判断其实正在被不断重复，却也不断被证明是错误的。这种误判，与国际媒体整体的关注不足有很大关系。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出于对记者和消息来源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一些媒体也不愿意激怒香港当局，以免影响其记者继续在当地开展报道。这在过去两年里，某种程度上制造出一种“似乎没有发生太多变化”的假象。但实际上，当局一直在以不同方式持续加强打压，只是这些手段并不容易进入国际新闻的头条。其目标，是逐步压缩仅存的媒体空间，并在社会中制造恐惧与不信任。如今的情况是，人们越来越难判断谁可以信任，也不确定还能与谁合作，因为没有人能确认，对方是否与当局存在关联。” *韦代伊的纪录片《香港不再回应》 (Hong Kong ne répond plus)将于5月15日由法国电视台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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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id the council decide on item 42?” — answered with the speaker and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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